还好是天后摄政,才保得住城建署。
    但其中诸多琐事的为难、窝火、步步小心,库狄琚也不愿再回去想。
    可如今,却是她这个城建署署令,将工部一并兼管!
    这世上的风水轮流转,转的她实在是太舒坦了。
    但正因库狄琚并非从寻常官员升迁之道,走到六部尚书之一,因此她能看到一些旁的官员会忽略的方面。
    此刻库狄琚就问道:“铸币的成本——铸币署官吏卒工俸禄之费、公文笔墨成本之费、甚至署衙公厨之费,这些都未算吧。”
    也就她会这么敏感:因城建署在创建之初,完全是自负盈亏,得不到户部的拨款。其中俸禄(人工成本)可是不小的一块开支。
    然而铸币署这种官方机构,习惯了是由户部一起发工资的,而且里面的官吏卒工都随时可能会被调到诸如‘掌冶署’‘造器署’等将作部门去,因此铸币署是习惯性的不把人当成成本的一部分。
    此时听库狄署令这么说,铸币署的官员脸色都跟炉子一样红了起来:别算人工费啊!
    要是这都算上,那,那我们署衙岂不一直是朝廷的赔钱买卖?
    而且是干的越多赔的越多的那种赔钱行当。
    然而随着大司徒一声令下,很快铅笔写字的沙沙声以及拨算盘的声音就响起——
    用库狄署令纠正过的方式算过账目后,每年朝廷铸币流入市场,确实是赔钱的。
    造钱反而赔钱,你说这事儿整的!
    也难怪辛相素日看铜子儿叫一个心疼:花钱也就罢了,铸钱也是‘花钱’!
    **
    想到辛相,姜握手里一直把玩着一枚铜钱一顿。
    辛相在致仕前还上过一封奏疏,涉及缺钱。
    不,准确来说,是缺铜。
    其实我国的矿产一直是不够用,铜钱短缺是从贞观年间就有所显现,在历史上,终唐一朝会越来越严重,甚至闹起钱荒。
    历史上,唐代律法曾数次规定:“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
    后来荒到一定程度,国家还直接用律法逼迫官员和商人把铜钱拿出来,不得囤积,定‘积钱以七千缗为顶’,多的一旦被查到就没入官府。
    甚至,还不许民间铸铜器,要求佛像等均不准用铜,搞得女娘们都差点没有铜镜照。
    缺铜程度,可见一斑。
    而至于金银……
    姜握又想起多年前与辛相的一次对话。
    那是她告知辛相倭国有大量银矿之前——
    她拿着一枚大食国的银币问当时的户部尚书道:“辛尚书,除了咱们用铜钱于市,许多番邦外族,都是用银币的。”
    当时辛茂将就对她解释道:“
    姜侍郎(彼时姜握还只是吏部侍郎)是长在宫闱内的,大约见多了金银器皿。但实则,大唐的金银矿都很少——朝中还有定规,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纯银器皿。”
    想用银币来代替铜币,非得有大量外贸以及大量白银流入后才可行。
    当时姜握就在想:与西域贸易往来,商人们用的既然是铜币,自多有铜钱外流。
    可以说……给本就不富裕(铜)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因而这些年,从倭国一船船运来的银矿,其实在本朝流通的不多,绝大部分都用于了对外贸易,极大减少了中原之铜的流出。
    比如吴英出海,带走的肯定也不是本国的铜钱货币,而是就地取材,从倭国走的时候以金银装船。
    同时朝廷在各州,尤其是胡商来往最多的两京东西市(长安)、南北市(洛阳),都设置官方银坊。
    令民间商人也便于兑换金银进行贸易。
    其实能从官方用铜钱兑换金银,商人们也乐于如此:一来铜币占地太大,每回出门拉那么多铜钱占了多少货物的空间啊,极为浪费。
    一来也是,许多西域国家根本不认铜钱啊!收藏一个两个的没问题,但大宗交易,人家就认本国也能流通的金银。
    故而这些年来,姜握也算是拆东墙补西墙,拆倭国的墙,补本朝外贸铜钱外流的口子。
    **
    她看向手里的第一版纸币。
    因纸币的成本问题,第一版纸币最小的数额也定成了五十文。那么大多数百姓,日用的还是铜币——一下子要花出去五十文,在百姓眼里就不是随手的支出了。而五十文以下的钱币,也比较便于携带。
    纸币也只是加速钱币流通,便于生产物资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已。
    毕竟之前曾有州县官员上过奏疏:因本地铜钱多被南来北往的商户通过买卖带走,本地铜钱吃紧,有的州县不得不禁止钱币外流,但如此一来,此地便商贾绝足不来,又很影响本地百姓的生活。[2]
    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快,金属货币的短缺会越发明显。
    纸币在人类漫长的货币史上产生,亦是有其必然性的。
    姜握将手里的几枚铜钱掷于纸币之上。
    **
    这日的大议事结束后,姜握来到了将作监。
    然而见到她,王鸣珂没有往日的欢喜,她只是从堆满了纸张的条案后抬起头来:“太忙了。你自己坐自己倒茶喝啊。”
    等姜握坐下,她又警惕抬头看向落座之人:“你不是来给我布置新公务的,对吧?”
    姜握笑道:“怎么会呢,我只是来看望好友的。”
    不知为何,姜握看王鸣珂的眼神,还觉得颇为熟悉。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又给王鸣珂倒了一杯,然后想了起来——
    这不就是王神玉说起‘慈不掌兵善不为官’时,看她的眼神嘛。
    果然姓氏相同,祖上是一家人啊。
    第364章 艺术学院
    将作监。
    丹青院。
    王鸣珂在抬头警惕问了姜握一句‘有无新公务’后,就又埋首作画。
    倒是立在鸣珂桌旁的隶芙,边帮着鸣珂换颜料碟、换洗笔用的磁缸,边抬头对大司徒歉然一笑。
    从前的宫女,如今的丹青院画直隶芙,从‘王皇后时代’起就属于王鸣珂的智囊,也是当年王家替王鸣珂选的外置版【宫廷生活大脑】。
    只是……隶芙除了在规矩和察言观色上,比王鸣珂强许多,其余的,尤其是脑回路这件事上,常常跟王鸣珂有志一同的跑偏。
    比如,姜握是后来才知道,王鸣珂曾经误判先帝与崔朝的伴读关系时,也得到了隶芙的认同,甚至两人叽叽喳喳说了一整夜,第二天嗓子都有点哑了。
    这……
    不得不说,能成为相伴多年的密友,多少有点共脑。
    只是与王鸣珂不同,隶芙与圣神皇帝(她面圣机会倒是不多)和姜握每回见到,不会如王鸣珂般待二人自然如友,她都是带着一种格外的感念——
    先帝永徽年间,王家柳家一败涂地时,她真的以为她效忠陪伴的‘王皇后’会永远消失在这世上,她都做好了殉主的打算。
    然而后来,‘王皇后’作为废后是消失了,但王鸣珂一直在,且越过越好,不但能在玉华寺安静度日写话本作画为乐,后来更能远游东女国,甚至圣神皇帝登基后,还在将作监做了女官。
    这些年,隶芙每岁烧香拜佛,都不忘给圣神皇帝和大司徒祈福。
    故而王鸣珂沉浸在作画中,很自然地让姜握自己坐,而隶芙却十分不安,匆匆忙过鸣珂桌上琐事后,隶芙赶着重新浣过手,出门去公厨给姜握取了两份点心。
    “大司徒,这份是我自己做的青团,里头的豆沙都是我自己淘澄的,并不很甜。”
    姜握道谢,用旁边的银叉叉起一枚来,一口吞掉。
    这青团明显是特意为王鸣珂的情形做的:比寻常青团小许多,可以不用拿着吃,一口一个。
    果然,王鸣珂听到这边对话,头也顾不上抬,却还是表示:“给我也叉一个,这一晌午也有些饿了。”
    之后,王鸣珂又问起姜握有无急事。
    姜握摇头:“晨起有尚书省大议事会,这一议就到了这个时辰。”
    “我只是过来看一看,你只管忙你的,我坐在这儿歇歇也好。”
    王鸣珂闻言,也就低下头去继续画起来。
    *
    姜握确实是在放空自己。
    她的目光散漫的在屋里滑过,很快视线聚焦在王鸣珂身后的一幅画上。
    画上是一个女子——画祖画嫘。
    虽说后世开山立派的画家,并没有女子,甚至姜握如果不去系统查询,也一时想不出一个出名的女画家,不比诗人,多少还能想起几位。
    但其实,自古有‘画’,起自女子画嫘,舜的妹妹。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曾道:“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
    虽说在此前就有伏羲八卦图之类的传说,但那时候的图形线条,还只能是文字的代表。
    自古至今画史考证,以画为专艺,还是要自画嫘而起始。
    只可惜后来,因种种缘故,女子画作流传于世,比诗文更难。画史上不但罕有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名垂青史的女子丹青大家,更连画嫘之名,也渐渐少有人闻。
    以至于到了明代,画家沈颢还在《画尘》中提到过:“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画自敤首(嫘的别名)始。”*
    而他专门写出此事,倒还惹来做客的朋友感叹:“惜此神技,创自妇人。”
    沈颢在书中就又为画祖辩解了两句:“敤首脱舜于瞍、象之害(画嫘曾帮助哥哥舜逃脱过瞍、象的暗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
    沈颢能在著书中专门再录女子画嫘为画祖,又做此辩解,在当时已然是不容易了。
    然而,在姜握这个后人看来,画嫘便不是舜的妹妹,没有为哥哥做出过什么贡献,便不能为画祖吗?
    她原就是开创了画技之人啊。
    姜握此时望着图上衣袂飘飘宛如仙人的女子出神——后世不知画嫘相貌,自是按照想象中的神仙去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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