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让我们回到宋教仁临死前的一幕。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但嘴里却一直在重复：“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革命者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志士精神，在宋教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了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也永远不能被抹杀。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而宋教仁，也应该被铭记。
第八章 张作霖：智勇武夫成霸业
1928年6月，鼎鼎大名的爱国人士张学良秘密乘火车潜回东北。由于东北局势动荡不安，火车便在路上停滞下来。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站在铁轨间望着北方，状甚凄然。原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知道父亲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坐的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车行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因抢救无效逝世。
历史上历来对张作霖褒贬不一，有说他是卖国贼的，有说他是反动人士的，也有说他是爱国英雄的。张作霖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家境贫寒，只是粗通文墨，却能在东北乱世中杀出一片天地来，甚至最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当真不简单。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为什么会被炸死在三洞桥，这当中难道有什么阴谋？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权交叠，内忧外患，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东北局势先一步动荡不安，日寇的侵略野心首先就是在东北生根发芽的，俄国也不断向东北伸出吞并的魔爪，满清皇室退避到这里，胡匪和军阀打起了持久战，人民身陷水深火热。张作霖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从投军到当上大团首领再到被官府收编，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平步青云的。
张作霖出生寒微，他的先祖张永贵因为生活无着，跑到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他祖父张发时，从事的是农耕，称为“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也就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微薄。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后来因为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的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正在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偷偷听他讲课，便好奇地叫他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现在的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一下子添了五张嘴，生活非常艰难。张作霖知道不能指望家里了，就开始到社会上混饭吃。
那时的中国一片混乱，东北地区情况更严重。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命运多舛，后来，张作霖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不死，却已经走投无路。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张作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
甲午战败后，张作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了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也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活出名堂。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有效的遏制。张作霖也因此得到村人的称赞，由此声名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周围地区都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来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又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当地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大为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他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该遣散掉，团民应该回家务农或者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很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员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
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对他行了叩见礼，称他为老师。通过亲切的见面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命张作霖整理团人，将他们带到新民府听候点编。这对张作霖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于是他便大力开展组编活动，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人数够了，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张作霖被命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扎在八角台。
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张作霖为管带（营长），队伍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勤恳顺从，谦恭有礼；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张作霖被他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张作霖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这样，没费太大的劲儿，张作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后，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东北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还曾被日军俘虏，差点被处死。可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
正因为他识实务，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为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的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一齐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没辄。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看见他都称他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而且他所在地城池坚固，他的徒众又凶顽，境内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果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怕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张作霖设了一计。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察觉有诈，不敢贸然行动，先跟他的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杜立三去。
此计落空了。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笃厚。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杜泮林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等候杜立三来到之后，再一同前往省府晋见。秀才杜泮林是个老实人，不知道这是个计谋，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1907年6月6日，杜立三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
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鸿寿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鸿寿把他们送到里屋门口，杜立三正要转身请殷鸿寿“留步”时，刹那间，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收缴了双枪，死死捆住。
事不宜迟，他们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杜立三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人心称快。
得此消息后，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还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士记载：
“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带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行踪无定，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扰害边疆已有数年之久，此起彼伏，蔓延为患，被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他的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就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了。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功不可没。
纵观张作霖的政治生涯，智进奉天省城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天省的革命党人早有活动，新军中的蓝天蔚等人也在从事着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
但由于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没能抓住先机。辛亥革命爆发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外面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他顿时吓得不知所措，并表示他即将入关，其实也就是要逃跑的意思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于是他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这个重要的消息在这时被张作霖在奉天的部下所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时，吴俊升等人出城迎接，张作霖只是跟他虚与委蛇，不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又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
此时，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天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
1911年11月12日，吴景濂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试图以会议表决的方式，一举夺得东北大权。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也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
这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只顾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来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由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发起的，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让赵尔巽占了上风。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这还不够，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这以后，张作霖又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大力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他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他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张作霖的政治野心还不止于奉系首领，他一直以东北为基地，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张作霖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他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奉系打败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1926年，张作霖称安国军总司令，并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在返回东北的途中，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结束了他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作霖的死，日军、俄军、国民军、军阀都有嫌疑，凶手被揣测机率最高的是日军。当时日本为了掩盖真相，诬指皇姑屯事件是“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
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所以皇姑屯事件被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日本关东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炸死张作霖？
据当时情况看，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如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军反奉时倘若没有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进，恐怕张作霖早就下台了。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北伐军北上，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那为什么愿意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的日军竞要阴谋炸死张作霖呢？这是因为，日本军的一切行动，都是以侵吞东北为目标的。日本认为，在满蒙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的这方面上看来，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所以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可是当田中义一要实行他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计划的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变成它的障碍了。
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恨。而且日本关东军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是由张作霖煽动所导致，对他恨之入骨。
当中还有许多曲折。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仍然想从奉系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政府借口北伐军节节胜利，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护治安，将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顺的关东军进驻奉天，另一方面还训令驻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撤回关外，巩固在“满洲”的地位。
张作霖对此未加理睬，并且在济南事件爆发时，还通过新闻记者声明，愿意南北合一，共防外侮。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沦为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在民族运动高潮面前张作霖是不甘心做卖国贼和傀儡的。
几经交涉，日本最后恐吓张作霖说：“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军队继续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满洲时，日本军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才决定撤出北京重返东北。
而此时，炸车阴谋已正式被日军提上日程。日本政府当时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基本上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日本妄想制造满洲独立，然后进行吞并。1927年7月田中义一就代替民政党掌握了政权，在他执政的前后，他制定了有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里阐明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八纮一宇的精神，要征服全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皇姑屯炸车阴谋，就是田中义一执政后实行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然而当时日本内阁的政策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加之外受美国的压力，所以5月25日夜，田中义一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进驻奉天的关东军也不得不迅速恢复平时状态。但是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并未完全符合内阁决定的精神，竟在6月4日将张作霖炸死。
经过种种研究，关东军认定惟有巨流河铁桥是最好的地点，特派工兵中队长详细侦察附近情况。由于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等人认为至少需要准备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最后，关东军选择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地点，即南满线与京奉线交叉的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因为日本占领的南满铁路在桥上面，张作霖管辖的京奉铁路在桥下面，这便于日军自由行动，又有利警戒。他们准备了200磅强力黄色炸药，采取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但将留下明显证据；二是炸车，万一这一爆破计划归于失败，马上制订第二步骤，使列车颠覆，不失时机地乘着混乱，让大刀队闯入杀掉张作霖。河本大佐指使守备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指挥，由福田、神田两个大尉负责勘定炸车地点，日军用卡车载来了两千多磅的强力黄色炸药，装置在三洞桥北侧的两个花岗岩石的桥墩上。埋伏好后，夜间日本哨兵严格把守，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三洞桥。到了拂晓，日本哨兵陆续躲进兵营。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黄色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开往火车站。随行的人员有吴俊开、潘复、周大文、刘哲、莫德惠、于国翰、张作霖的六姨太和三儿子张学增、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专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两节蓝钢车中。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床，站在自己住的房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三洞桥。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的一座花岗岩石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张作霖被救至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死前张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张作霖专列被炸后，东北政局立呈险兆。6月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事件。政治流言四起，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之说甚嚣尘上。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本来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的阴谋打算，就是想乘东北军队大部分都在关内，张作霖以下的重要人物全在车上，一下子炸死这帮人。这样奉天必陷于混乱，关东军可以借口保护日侨和其特殊权益，而一举占领奉天，再组织傀儡政权。
然而日军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然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旧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这使得日本军警想寻衅都找不到借口，奉天当时并没有一点混乱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张作霖和吴俊升被炸的情形也保持了极严格的秘密。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并要求日方严格管束浪人，以免扰乱社会治安。张学良潜回东北后被推举为东北保安总司令。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南京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史称东北易帜。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正式发表张作霖治丧的消息，日本人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真相，所以不敢冒然行动。关东军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传奇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在风云际会中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那样的乱世，恐怕做胡匪是最好的选择吧——但张作霖这样的胡匪，不但不危害老百姓，而且把据点周围的治安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与一般胡匪的不同之处，是他成就霸业的第一步。
张作霖还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争取招安。实际上，他智勇双全，一个连写自己名字都困难的文盲，凭着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迅速爬升为东北王，并且有相当好的名声——当时的老百姓提起张作霖是一种敬畏，而不是厌恶——这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具体说张作霖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杀害了进步人士——李大钊，我们学过的历史课文也是这么写的：李大钊被反动军警杀害了。这是张作霖作为一个军阀所作的坏事之一。但这也是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张作霖生于清末，只受过短暂的私塾教育，对于社会的先锋潮流、学识知之甚少，所以对于张作霖来说，不能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情有可原的。一个从大辫子时代走过来的文盲，是无法理解何谓三大政策的。要让当时的军阀来理解孙中山是不太现实的。
当时的军阀基本上都是反对宪政的，虽然在现在看来很多军阀是倚靠帝国主义国家作后盾，然而张作霖实际上并没做过丧权辱国的事情。在那样的国家现状中，要想彻底反抗所有外国势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张作霖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巧妙的同日本周旋，已经不容易了，他虽然利用了日本，但日本在他这里没有得到过什么实际的好处。张作霖从未同日本签订过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相反，张作霖从第一次参军，就是为了打日本，直到后来拉柳子对抗俄国，再后来修筑铁路与日本竞争，一直到最后被日本暗杀，他一生时刻都清醒地抵抗着外国侵略者。
张作霖从北京退回东北的原因，大多被人们解释为“慑于东北人民的反日浪潮，对日本的侵略求未予全部承诺，而激怒日本军方”，虽然这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他想及早回东北整顿军纪的原因。当时的奉军部队众多，军纪过于混乱，不断引起民愤，张作霖对于下面将领和部队的言行已经无心面面俱到的控制。同时，由于他反对宪政，反对三民主义，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他。张作霖没有意识到他为何会失去民心，他过于迷信武力——对于一个从马背上打天下的人的说，这是当然的。
张作霖的死，解放了张学良。实际上，张学良非常理解其父张作霖的想法，倘若张作霖不死，可能还要发动内战吧。张作霖一生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重视枪杆子，忽视了笔杆子的力量。如果他后期再把目光放远一些，也许会成为民国时期第一英雄，名垂千古。但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他的“局限性”，也就是他自己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后来有人对此添油加醋，几乎把他的一生都予以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第九章 汪精卫：可惜英姿付情仇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943年隆冬，南京城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洋房内，炉火融融，温暖如春。汪精卫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里本来是宋子文的公馆，抗战后南京沦陷，就被日军抢占了，后来就给汪精卫作为休息之处。
宽敞的客厅内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摆着华丽的沙发。汪精卫面容憔悴，双眉紧蹙，将手垫在背后，正痛得哼哼。坐在旁边的是他妻子陈璧君及“公馆派”大将陈公博和林柏生。汪断断续续地说：“虽然背上的子弹取了出来，但现在又十分疼痛，看样子我的大限到了。如今局势很紧张，日本败局已定，我又病得如此，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恐怕要当汉奸杀头呢！”
汪精卫背上的这颗子弹，是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五中全会时，被“晨光通讯社”的一个青年孙凤鸣打的，孙本来是要刺杀蒋介石的，但会后集体拍照时，蒋介石未到，汪精卫坐在中间。孙凤鸣就用预先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汪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老蒋指使人干的。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精卫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卫士开枪还击，孙受重伤，死在医院内。汪精卫虽连中三枪，但均非要害，当即在“鼓楼医院”动手术，取出两颗子弹。另一颗深埋在肋骨和脊椎之间，一时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好好保养，子弹留在体内十年，并无问题。1943年8月，这颗生了锈的子弹，终于在体内发作，使汪精卫痛得团团打滚。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陆军医院，由著名军医后藤部队长主刀，将子弹钳出。一星期后，汪精卫就来北极阁养病了。
1944年元旦，汪精卫因背痛大作，从北极阁返回熙和路公馆。一大批官员来贺年，汪精卫没有心思，一个也不见。汪精卫当时生病，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过了二三天，汪精卫的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成了瘫痪，而且高烧一直不退。汪精卫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向陈璧君跌足痛哭说：“这大概是骨癌了！目前的医学，难啊！夫人要早作准备。”
渐渐到了2月早春，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专程到南京为汪精卫治病。诊断后，黑川认为已到危险阶段，南京条件差，无法进行大手术，非去日本不可。日本的内阁大臣东条英机决定，将汪精卫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因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1944年3月3日，汪精卫乘飞机到日本去治病。行前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两眼噙泪说：“我这次赴日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我知道，公博和佛海是有点隔阂的，务望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等我回来吧。”
之后，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群贤毕集，济济一堂。经反复拍片，开会讨论，折腾到深夜，才确诊为多发性骨癌，压迫神经，造成下肢瘫痪。看来已经没救，但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动手术，切除骨块，希望能减少点压迫。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四块骨片和三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精卫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四天中，都是如此。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等到醒来，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计划能否实现？”“你病到如此地步，还管什么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精卫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汪精卫自己不知道。“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软弱无力，毫无自信。
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三十八度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在那种时代，谁敢反抗？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但十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精卫发怒道：“不……不要再做了！”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陷入绝境。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到了日夜鬼敲门的地步了。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
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双眼泛白，手足挺直，一命呜呼了！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精卫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
汪精卫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从他出生慢慢看起。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了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也永远不能被抹杀。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而宋教仁，也应该被铭记。
第八章 张作霖：智勇武夫成霸业
1928年6月，鼎鼎大名的爱国人士张学良秘密乘火车潜回东北。由于东北局势动荡不安，火车便在路上停滞下来。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站在铁轨间望着北方，状甚凄然。原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知道父亲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坐的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车行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因抢救无效逝世。
历史上历来对张作霖褒贬不一，有说他是卖国贼的，有说他是反动人士的，也有说他是爱国英雄的。张作霖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家境贫寒，只是粗通文墨，却能在东北乱世中杀出一片天地来，甚至最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当真不简单。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为什么会被炸死在三洞桥，这当中难道有什么阴谋？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权交叠，内忧外患，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东北局势先一步动荡不安，日寇的侵略野心首先就是在东北生根发芽的，俄国也不断向东北伸出吞并的魔爪，满清皇室退避到这里，胡匪和军阀打起了持久战，人民身陷水深火热。张作霖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从投军到当上大团首领再到被官府收编，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平步青云的。
张作霖出生寒微，他的先祖张永贵因为生活无着，跑到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他祖父张发时，从事的是农耕，称为“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也就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微薄。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后来因为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的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正在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偷偷听他讲课，便好奇地叫他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现在的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一下子添了五张嘴，生活非常艰难。张作霖知道不能指望家里了，就开始到社会上混饭吃。
那时的中国一片混乱，东北地区情况更严重。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命运多舛，后来，张作霖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不死，却已经走投无路。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张作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
甲午战败后，张作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了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也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活出名堂。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有效的遏制。张作霖也因此得到村人的称赞，由此声名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周围地区都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来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又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当地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大为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他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该遣散掉，团民应该回家务农或者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很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员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
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对他行了叩见礼，称他为老师。通过亲切的见面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命张作霖整理团人，将他们带到新民府听候点编。这对张作霖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于是他便大力开展组编活动，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人数够了，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张作霖被命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扎在八角台。
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张作霖为管带（营长），队伍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勤恳顺从，谦恭有礼；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张作霖被他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张作霖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这样，没费太大的劲儿，张作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后，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东北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还曾被日军俘虏，差点被处死。可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
正因为他识实务，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为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的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一齐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没辄。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看见他都称他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而且他所在地城池坚固，他的徒众又凶顽，境内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果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怕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张作霖设了一计。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察觉有诈，不敢贸然行动，先跟他的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杜立三去。
此计落空了。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笃厚。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杜泮林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等候杜立三来到之后，再一同前往省府晋见。秀才杜泮林是个老实人，不知道这是个计谋，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1907年6月6日，杜立三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
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鸿寿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鸿寿把他们送到里屋门口，杜立三正要转身请殷鸿寿“留步”时，刹那间，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收缴了双枪，死死捆住。
事不宜迟，他们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杜立三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人心称快。
得此消息后，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还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士记载：
“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带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行踪无定，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扰害边疆已有数年之久，此起彼伏，蔓延为患，被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他的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就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了。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功不可没。
纵观张作霖的政治生涯，智进奉天省城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天省的革命党人早有活动，新军中的蓝天蔚等人也在从事着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
但由于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没能抓住先机。辛亥革命爆发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外面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他顿时吓得不知所措，并表示他即将入关，其实也就是要逃跑的意思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于是他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这个重要的消息在这时被张作霖在奉天的部下所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时，吴俊升等人出城迎接，张作霖只是跟他虚与委蛇，不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又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
此时，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天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
1911年11月12日，吴景濂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试图以会议表决的方式，一举夺得东北大权。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也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
这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只顾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来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由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发起的，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让赵尔巽占了上风。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这还不够，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这以后，张作霖又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大力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他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他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张作霖的政治野心还不止于奉系首领，他一直以东北为基地，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张作霖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他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奉系打败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1926年，张作霖称安国军总司令，并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在返回东北的途中，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结束了他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一生。
张作霖的死，日军、俄军、国民军、军阀都有嫌疑，凶手被揣测机率最高的是日军。当时日本为了掩盖真相，诬指皇姑屯事件是“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
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所以皇姑屯事件被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日本关东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炸死张作霖？
据当时情况看，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如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军反奉时倘若没有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进，恐怕张作霖早就下台了。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北伐军北上，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
那为什么愿意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的日军竞要阴谋炸死张作霖呢？这是因为，日本军的一切行动，都是以侵吞东北为目标的。日本认为，在满蒙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的这方面上看来，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所以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可是当田中义一要实行他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计划的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变成它的障碍了。
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恨。而且日本关东军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是由张作霖煽动所导致，对他恨之入骨。
当中还有许多曲折。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仍然想从奉系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政府借口北伐军节节胜利，发表声明说：“一旦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护治安，将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顺的关东军进驻奉天，另一方面还训令驻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撤回关外，巩固在“满洲”的地位。
张作霖对此未加理睬，并且在济南事件爆发时，还通过新闻记者声明，愿意南北合一，共防外侮。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沦为日本关东军的傀儡，在民族运动高潮面前张作霖是不甘心做卖国贼和傀儡的。
几经交涉，日本最后恐吓张作霖说：“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军队继续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满洲时，日本军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张作霖才决定撤出北京重返东北。
而此时，炸车阴谋已正式被日军提上日程。日本政府当时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基本上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日本妄想制造满洲独立，然后进行吞并。1927年7月田中义一就代替民政党掌握了政权，在他执政的前后，他制定了有名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里阐明了以日本天皇为中心八纮一宇的精神，要征服全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皇姑屯炸车阴谋，就是田中义一执政后实行其征服世界的第一步。然而当时日本内阁的政策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加之外受美国的压力，所以5月25日夜，田中义一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进驻奉天的关东军也不得不迅速恢复平时状态。但是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并未完全符合内阁决定的精神，竟在6月4日将张作霖炸死。
经过种种研究，关东军认定惟有巨流河铁桥是最好的地点，特派工兵中队长详细侦察附近情况。由于奉军的警戒十分严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等人认为至少需要准备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最后，关东军选择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地点，即南满线与京奉线交叉的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因为日本占领的南满铁路在桥上面，张作霖管辖的京奉铁路在桥下面，这便于日军自由行动，又有利警戒。他们准备了200磅强力黄色炸药，采取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但将留下明显证据；二是炸车，万一这一爆破计划归于失败，马上制订第二步骤，使列车颠覆，不失时机地乘着混乱，让大刀队闯入杀掉张作霖。河本大佐指使守备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指挥，由福田、神田两个大尉负责勘定炸车地点，日军用卡车载来了两千多磅的强力黄色炸药，装置在三洞桥北侧的两个花岗岩石的桥墩上。埋伏好后，夜间日本哨兵严格把守，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三洞桥。到了拂晓，日本哨兵陆续躲进兵营。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黄色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开往火车站。随行的人员有吴俊开、潘复、周大文、刘哲、莫德惠、于国翰、张作霖的六姨太和三儿子张学增、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专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两节蓝钢车中。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床，站在自己住的房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三洞桥。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的一座花岗岩石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张作霖被救至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死前张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张作霖专列被炸后，东北政局立呈险兆。6月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事件。政治流言四起，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之说甚嚣尘上。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本来日本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的阴谋打算，就是想乘东北军队大部分都在关内，张作霖以下的重要人物全在车上，一下子炸死这帮人。这样奉天必陷于混乱，关东军可以借口保护日侨和其特殊权益，而一举占领奉天，再组织傀儡政权。
然而日军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然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旧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这使得日本军警想寻衅都找不到借口，奉天当时并没有一点混乱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张作霖和吴俊升被炸的情形也保持了极严格的秘密。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并要求日方严格管束浪人，以免扰乱社会治安。张学良潜回东北后被推举为东北保安总司令。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南京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史称东北易帜。
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正式发表张作霖治丧的消息，日本人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真相，所以不敢冒然行动。关东军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传奇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在风云际会中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那样的乱世，恐怕做胡匪是最好的选择吧——但张作霖这样的胡匪，不但不危害老百姓，而且把据点周围的治安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与一般胡匪的不同之处，是他成就霸业的第一步。
张作霖还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争取招安。实际上，他智勇双全，一个连写自己名字都困难的文盲，凭着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迅速爬升为东北王，并且有相当好的名声——当时的老百姓提起张作霖是一种敬畏，而不是厌恶——这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具体说张作霖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杀害了进步人士——李大钊，我们学过的历史课文也是这么写的：李大钊被反动军警杀害了。这是张作霖作为一个军阀所作的坏事之一。但这也是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张作霖生于清末，只受过短暂的私塾教育，对于社会的先锋潮流、学识知之甚少，所以对于张作霖来说，不能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情有可原的。一个从大辫子时代走过来的文盲，是无法理解何谓三大政策的。要让当时的军阀来理解孙中山是不太现实的。
当时的军阀基本上都是反对宪政的，虽然在现在看来很多军阀是倚靠帝国主义国家作后盾，然而张作霖实际上并没做过丧权辱国的事情。在那样的国家现状中，要想彻底反抗所有外国势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张作霖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巧妙的同日本周旋，已经不容易了，他虽然利用了日本，但日本在他这里没有得到过什么实际的好处。张作霖从未同日本签订过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相反，张作霖从第一次参军，就是为了打日本，直到后来拉柳子对抗俄国，再后来修筑铁路与日本竞争，一直到最后被日本暗杀，他一生时刻都清醒地抵抗着外国侵略者。
张作霖从北京退回东北的原因，大多被人们解释为“慑于东北人民的反日浪潮，对日本的侵略求未予全部承诺，而激怒日本军方”，虽然这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他想及早回东北整顿军纪的原因。当时的奉军部队众多，军纪过于混乱，不断引起民愤，张作霖对于下面将领和部队的言行已经无心面面俱到的控制。同时，由于他反对宪政，反对三民主义，老百姓自然不拥护他。张作霖没有意识到他为何会失去民心，他过于迷信武力——对于一个从马背上打天下的人的说，这是当然的。
张作霖的死，解放了张学良。实际上，张学良非常理解其父张作霖的想法，倘若张作霖不死，可能还要发动内战吧。张作霖一生的最大失误，在于过于重视枪杆子，忽视了笔杆子的力量。如果他后期再把目光放远一些，也许会成为民国时期第一英雄，名垂千古。但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他的“局限性”，也就是他自己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后来有人对此添油加醋，几乎把他的一生都予以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第九章 汪精卫：可惜英姿付情仇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1943年隆冬，南京城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洋房内，炉火融融，温暖如春。汪精卫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里本来是宋子文的公馆，抗战后南京沦陷，就被日军抢占了，后来就给汪精卫作为休息之处。
宽敞的客厅内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摆着华丽的沙发。汪精卫面容憔悴，双眉紧蹙，将手垫在背后，正痛得哼哼。坐在旁边的是他妻子陈璧君及“公馆派”大将陈公博和林柏生。汪断断续续地说：“虽然背上的子弹取了出来，但现在又十分疼痛，看样子我的大限到了。如今局势很紧张，日本败局已定，我又病得如此，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恐怕要当汉奸杀头呢！”
汪精卫背上的这颗子弹，是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五中全会时，被“晨光通讯社”的一个青年孙凤鸣打的，孙本来是要刺杀蒋介石的，但会后集体拍照时，蒋介石未到，汪精卫坐在中间。孙凤鸣就用预先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汪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老蒋指使人干的。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精卫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卫士开枪还击，孙受重伤，死在医院内。汪精卫虽连中三枪，但均非要害，当即在“鼓楼医院”动手术，取出两颗子弹。另一颗深埋在肋骨和脊椎之间，一时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好好保养，子弹留在体内十年，并无问题。1943年8月，这颗生了锈的子弹，终于在体内发作，使汪精卫痛得团团打滚。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陆军医院，由著名军医后藤部队长主刀，将子弹钳出。一星期后，汪精卫就来北极阁养病了。
1944年元旦，汪精卫因背痛大作，从北极阁返回熙和路公馆。一大批官员来贺年，汪精卫没有心思，一个也不见。汪精卫当时生病，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过了二三天，汪精卫的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成了瘫痪，而且高烧一直不退。汪精卫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向陈璧君跌足痛哭说：“这大概是骨癌了！目前的医学，难啊！夫人要早作准备。”
渐渐到了2月早春，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专程到南京为汪精卫治病。诊断后，黑川认为已到危险阶段，南京条件差，无法进行大手术，非去日本不可。日本的内阁大臣东条英机决定，将汪精卫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因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1944年3月3日，汪精卫乘飞机到日本去治病。行前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两眼噙泪说：“我这次赴日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我知道，公博和佛海是有点隔阂的，务望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等我回来吧。”
之后，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群贤毕集，济济一堂。经反复拍片，开会讨论，折腾到深夜，才确诊为多发性骨癌，压迫神经，造成下肢瘫痪。看来已经没救，但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动手术，切除骨块，希望能减少点压迫。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四块骨片和三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精卫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四天中，都是如此。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等到醒来，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计划能否实现？”“你病到如此地步，还管什么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精卫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汪精卫自己不知道。“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软弱无力，毫无自信。
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三十八度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在那种时代，谁敢反抗？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但十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精卫发怒道：“不……不要再做了！”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陷入绝境。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到了日夜鬼敲门的地步了。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
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双眼泛白，手足挺直，一命呜呼了！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精卫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
汪精卫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从他出生慢慢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