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37]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38]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39]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40]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44]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46]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47]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48]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
    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49]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50]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1]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2]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3]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这就像《三国演义》为了抬高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刘备、孙权、鲁肃。[4]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
    穿帮是在时间表上。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被“绑架革命”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
    世民说:大人一定要举报,儿不敢怕死。
    李渊说: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乱说就是。
    世民只好反复劝进。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为国也由你![5]
    按照这个说法,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倒可以“胁从不问”的。但是请问,裴寂请客吃饭之后,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如果收编,则造反的决心已下,不必再装糊涂。如果没有,则他们制造李渊“被嫖娼”一案岂非多余,既诬陷了高祖,也诬陷了太宗?[6]
    如此信口雌黄,学术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这里说的“利”当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比如妖魔化隋炀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
    顺便说一句,以史为鉴,正是唐太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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