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百三十二章 :分歧
【最近忙碌的事情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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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的支持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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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刘思革那老小子,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记忆里模糊的画面,印证了他的话语——队伍里确确实实有人有问题,并且,现在已经开始撕破面具了。
那种恐慌,不是发毛一般的惊悚,也不是怪物惊出的恐惧,而是那种后知后觉、意料之外的震惊与惶恐。我实在没想到,刘思革说的“有问题”,会变成现实,会真实发生。而我,却一直被那个有问题的人,亲密陪伴,浑然不觉。
可问题是,四个人现在都还是好好的。如果我看到的是真切发生过的,那个人既然枪都掏出来了,为什么又没有开枪呢?
王军英这个时候抽完了烟,往我走来。这一转身,我的视线中心,直接落到了他的腰间。因为腰间挂得有褐黄色的手枪皮套。我清晰的记得,那个掏枪人的动作,是摸向腰间,然后打直手臂,绝对是拿手枪的动作。
王军英和我对视一眼,忽然眼神一闪,想到了什么。他摸出一包烟,坐到我身旁,然后递给我一支:“在你包里找的,都打湿了,现在勉强烤了干,能抽,就是呛嘴。”
我心神不宁的接过香烟,放进嘴里。他打亮一根火柴,替我点了燃。
香烟带着奇怪的口感,过了一遍肺。这下子,惊呆一片的脑袋,还算回了点儿神。王军英问我:“要不起来走走?”
我摇头吐烟:“再等会儿。”
如果说第一次听到刘思革说出“有问题”的消息,我还能抱着半片疑心,去“公正客观”的分析这些战友,但到了现在,历经了那么多艰险,我早已把身边的三个人,当做了赖以靠立、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那种疑心,说什么都生不起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震惊到恐慌的原因。
王军英点点头,然后默不作声的搭手上膝,安静的坐在我身旁。
旗娃,邓鸿超,王军英。如今队伍里就剩四个人,他们之中,有谁会做出掏枪射杀战友的举动呢?你要我猜忌一个,真还说不出来。
但是,除非记忆是假的,否则那就是真切发生过的事实。抽着烟,哪怕我对他们有再多的感情,也不免动起猜忌心,开始排除起来。
顺着画面里的信息一想,那个有问题的人,虽然面目不清,但也找得到一些线索。首先,那段模糊的记忆里,掏枪的那个人,是掏的手枪,我看了看我的武装带,还原封不动的拴在腰间,手枪也还在。如果记得不错,在经历了地下河涨水后,大家的武器都受了损伤,全队伍只有王军英,我,还有邓鸿超的手枪保留了下来。
这样一来,旗娃那小子,应该可以排除掉。
一路过来,折损了两人,我自己肯定不会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条件一出,有问题的那个人,必定在王军英和邓鸿超之间。因为只有他俩的腰间,还挂着明晃晃的手枪。
但这个排除,有些太简单,太突然,我甚至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俩,怎么会是他俩,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人之中,有谁会掏出手枪来对向战友!当时那样子,摆明了不是作乐,而是准备背后偷袭,快枪杀人。
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人心隔肚皮这句话”。若不是碰巧见到了那掏枪的画面,我又怎会想到,被我当作亲密手足的三人中,有那么一个,戴了那么久的面具,想着要灭其他人的口?
二选一,就算猜不出准确结果,但这个二分之一的概率,已经让我相当惶恐了。因为,坐在我身旁的王军英,就有那么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掏枪的那个人。我开始不断回想起出发以来,关于王军英这个人的种种画面。
从刚才对我的关切,到天坑里的英勇相救,再到出发之时的那个闷头副班长,这个人,虽然性格古怪,但似乎也找不出多大的问题。试想,他如果有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在天坑里出手救咱们呢?
他作为这个队伍里技能最为过硬的队员,如果暗杀咱们的想法,早就有一万次机会下手了。
不对,想到这里,我似乎揪住了问题所在。
也许,那个有问题的人,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他之所以会费心伪装,挑定现在才露出马脚,肯定是故意而为的。我脑袋里了解的信息不多,如果要我想出一个灭口的动机,那还是和之前一样,他一定是通过我不清楚的方式混进了队伍,然后想法设法的,阻挡这次任务。
所以说,就跟我之前在天坑里猜测的一样,有问题那个人,之所以没有早早下手,是因为时机还未到。他一定是想借着队伍的力量,寻找到任务的位置,再撕破面具,暗杀他人。
而现在,任务的地点到了,留着我们再无任何意义,便准备掏枪灭口。这是我的猜想。
听起来这有些合理,但换个思路的话,也有些不对啊。如果说他的目的是阻拦这次任务的成功,那么他也没任何理由,一路跋涉至任务地点,再下杀手。如果真要有这个想法,那么他的动机,恐怕不只是杀人灭口、阻拦任务这么简单。
香烟不知不觉抽了一半,而我,运转着刚还清醒的脑袋,越想越离谱。身旁的王军英,在坐着发愣,他不知道,我的心脏已经猛烈跳动起来,甚至已经将手掌,往枪把子上靠近了些。
关于这场任务,实质上李科长并未向我们提多少。神秘兮兮的宣誓,意义不明的任务,都是令人生疑的点。李科长当时说,我们的任务不过两样,一是保证邓鸿超的安全,二是寻找老前辈的下落。
而邓鸿超那里,则有我们不知道的任务。他只是含糊的向我们说明过,要来取什么东西走。至于说这次任务有多重要,我不清楚,只知道它肯定有那么点儿重要,否则不会专程把我们挑出来,坐飞机,住招待所。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我以上的推断不幸言中,那么这个有问题的人,绝对不会是仅仅要阻拦任务那么简单。他要背后捅刀,不会等到现在,瞧瞧,路都走到了这儿,等到现在来灭掉了口,还得费心苦力的寻找出路,原路返回。不可能,他能毫无破绽的在队伍里潜伏那么久,就说明他脑袋不笨,甚至比我们聪明不少。他没理由这样做。
之所以要等到现在下手,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想通过队伍之力,寻找到任务地点,现在任务地点如愿找到了,灭口的原因也许是——他想独揽下所有功绩。
这个半生不熟的结论,犹如一个重锤,实实的敲在我的脑门上。这样的话,心肠未免有些太黑了吧!王军英是这样的人吗?我看不像,但见过那翻画面后,谁也不敢保证。说起来,自从黄班长牺牲后,自从摸到苏联人的蛛丝马迹后,王军英这个人,就开始有些怪了。
我丢掉烟头,又细细回想起来。的确是,就像我之前提过的那样,他到了这里之后,比以前更闷,脸色比以前更冷,时时刻刻都像惦记着什么心事。我结合起之前的猜想,又想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来。
会不会是这人看到黄班长牺牲后,贪心一起,想借这次任务领功,升官发财?还别说,这个还真有可能。毕竟,大家也就处于一个临时编制里,真要丢开一切,在利益层面讲感情,恐怕也没多少可以讲。
王军英这个人,闷里闷气,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种发闷的人,只要不是脑袋瓜子笨,就必定是脑袋里想法多。文革里,关于人性的丑恶,我见得多了,他这种闷生,很多时候是最危险的。
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军功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灭掉其他人的口,就可以积攒起来的。那个人就算不灭口,跟咱们一道顺利回国,也可以敲锣打鼓顺利领奖啊。
一路想下来,记忆里那个模糊的画面,不自觉的就换上了王军英掏枪的清晰动作。不对,二分之一的概率,我不能这么先入为主,应该全方位的考虑。一轮推理下来,这个刚还清醒的脑袋,也开始力不从心,昏昏沉沉了。
恰在这时,一旁沉默的王军英,忽然找我聊了起来。但是,以他的性格,是不会找人聊闲天的,他只是客观的向我陈述了一下,在我昏迷这段时间,他们所做过的事情。
表面上我静静听着他的画,内心里却是停不下来的猜忌,之前对刘思革的那种感觉,又回到了脑袋里——我很烦这种感觉。
但是,我也只能在他的满语中,假意活动身体,时刻盯防他的举动。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枪,往我心口,用力的开上一枪呢?
王军英说,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他和邓鸿超一起,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况。邓鸿超很确定,这地方就是咱们的目的地。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两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咱们完成任务后,该怎么回去。
按任务的原安排,我们应该是像当年的考察队那样,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破开上层的水泥,然后再吊降下来。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用了“一次性”的侥幸方式,意外的到达了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一次性”,就是说想要按着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
而考察队当年破开的洞,恐怕已经被水泥封了回去。就算是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凭空飞上这个溶洞的顶端。所以,问题很严峻,我们虽然如愿到达了任务终点站,但能不能顺利走出这里,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严峻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囊,里面的物资也不太够分配了。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那背囊里剩余的食物,很难支撑我们走回国。所以,性命攸关面前,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在探路结束后,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王军英的意思是,现在剩余的物资不多,结合具体情况,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只能把任务缩减,带回邓鸿超要找的东西就算完事。并且,我们找到出口的时间,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在这地底下待多久。
加上当时的我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得过来。他认为,可以让邓鸿超和他一起下洞,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东西找到了,再待我苏醒,寻找出路。
但邓鸿超,却拒绝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他觉得,洞下面的情况是未知的,两个人下去有些太冒险,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不应该将人员分散。一个是队伍的领导,一个是队伍的核心,就在两人说夺不下时,我的咳嗽声,让他们各自都退了一步。
“嗯。”邓鸿超没有睡着,而是在闭眼静听。王军英说完之后,他应了一声。
“所以,现在等你精神了,咱们再出发。”他说。
王军英的讲述中,我一直都战战兢兢,留察着他的动作。不过他这样一说,倒还是让我揪住了另一个问题。
正文 第一百三十三章 :工程体
王军英说,是我的咳嗽,让他俩停止了争论,这样说的话,难道我昏迷中听到的谈话声,正是他们意见上的分歧?简单的排除,人就那么几个,争论的是他俩,那掏枪的人,只能是旗娃了。
这也不对啊,旗娃身上除了匕首,就没有其他武器。况且,王军英也没说,他俩是坐在一起,迎火而论的。那个掏枪的人,不能就这样简单的确定。当然,这也有那么一点儿主观因素在,要说这队伍里,我最最信任的,就是旗娃那小子了。
不过,物资不够分配,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最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就是“开源节流”,也就是灭掉其他口,独揽总食。咦,这样一想的话,那个有问题的人,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下杀手?
人性,在利益面前都经不起考验,更别说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小时候,我听过许多扭曲的故事,大概就是在那几年,天灾人祸,民不得食。人吃人的事件,被老一辈讲得绘声绘色。据说我当年,也差那么一点儿就饿死了。所以,人本兽性,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来考验人性。
吃下同类,不在极其疯狂的时刻,应该是做不出来的。但是,一枪灭一口,就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我想,如果那个人够狠,够兽,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我活动了一下身子,除了肋骨处还有明显的痛感外,其余地方都还好。至少能走路。这样一推下来,三个人都有嫌疑,谁他娘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排除。
“前面是什么情况?”我心不在焉的问了一句。
“房子,好几栋大房子。”王军英说着又点了一根烟,“跟黄班长说得不差。”
其实,虽说三个人都有嫌疑,王军英在我的心目中,已然是“最高嫌疑人”。他的一举一动,在我眼里都是虚伪的、带目的性的。说不定,他专程给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让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嗯。”我点着头,慢挪着身子坐了回来,“那咱们打算多久出发?”
“当然是等你身体恢复了,”邓鸿超忽然说,“你就先好好养着吧,我还在跟王副班长商量呢。”
“嗯。”我答。
不对,按照之前的推理,邓鸿超也算一个“嫌疑人”,不能没有证据就定王军英的罪,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但是,邓鸿超这个大学生,又会有什么问题呢?想想,他是整个队伍里的核心骨,一切都是围绕他来开展,他根本没理由做出什么“有问题”的举动啊?
况且,假如掏枪的是他,灭完口之后,他将面对什么?没有我们的保护,独自寻找出路,再穿越敌境,返回原路。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太难了,不可能了。我之所以会先入为主的将王军英列为“最高嫌疑人”,就是因为他本人的技能过硬,有能力承担队落一人的后果。
一路乱想下来,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我索性闭回了眼睛,不再去想。因为一路想下来,除了越发怀疑王军英之外,我就再想不出什么结论来。
坐在旁边的王军英,看了看表,继续默默抽烟。
我又想到,早早排除在外的旗娃,可能是个信息源头。也许,我只要去问他,问问当时是谁坐在火堆旁,又是谁站在黑暗里,结果不就明了了吗?但转念一驳,旗娃手中虽然没有武器,但谁知道他会不会是拿了我的枪,又放了回去呢?
脑袋迟缓,我再无精力逐条分析每个人的可疑之处。现在的情况是,在结果出来之前,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以相信,不管心里头对谁谁有多少信任。更不能贸然张嘴去问这个问题,要是不小心问到嫌疑人了,那一纸捅穿,被灭口的,可能第一个就是我。
这是一种很焦虑的状态,在那个人露出马脚前,我找不到任何信息可以去确定他。但等到它露出马脚了,结果出来了,一切又都晚了。不过话说回来,那个人,最后又为什么选择留手呢?仅仅是因为我醒了过来?这不可能,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失招啊失招,队伍里混进了那么一个敌人特务,我竟然浑然不觉!要怪,也就怪自己在多方面的事物冲击中,遗忘掉了刘思革的话语。不然,我多留个心眼,现在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多信息,更多线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是在极度的忐忑与不安中度过的。借着清理装具的借口,我检查了一下手枪,上好了膛,并时刻将手靠近着枪把子。谁会想到,一路情同手足,历经千难万险,竟还会在最后时刻,来提防自己人!
我身上的伤,并不是严重到无法自理的地步。昏睡那么长一段时间后,虽是遍体鳞伤,但也不再犯困。他们三个,似乎很疲累,我便提出让他们休息,我来守岗——这样一来,我也不用提着个心把子,时刻盯防着他人的举动。
三个人躺下后,我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心,不自觉的就要去胡猜乱想,不自觉的想起那副画面。王军英,旗娃,邓鸿超,看着三张闭目的脸庞,熟悉又亲切的脸庞,我还是不敢相信。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三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是戴着面具,假意睡眠,正想着如何加害于我们。
猜忌藏身,我不知道谁是敌人,谁又是队友。心头的恐慌,更找不到人诉说。背叛,敌人,不过离我几十公分的距离。
就这样,我吃着干冷的食物,整理着衣装,晾换着鞋袜。看着渐渐变小的火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火堆是用规整的木头块子生起的,洞穴里不长树,那肯定是苏联人的木材。我很想出去看看周围的情况,但又丢不开眼,害怕给那个人可乘之机。只能趟坐在原地,静静休憩。
三个多小时后,几个人终于挨个醒了过来。
又吃了一些食物,整理了一下物资,见我状态不错,大家便商量起,接下来的行动。他们本还想换我休息一阵,但明晓了队伍里有人图谋不轨后,我哪里还睡得下去!只能催促他们,赶紧决定后面的行动。
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地方就在前边儿,走过去便是。黄班长牺牲后,王军英这个副班长,就担当起了队伍领导的角色。在战场上,班级最为一支军队最为基层的编制,是必须时刻冲锋在前的。
所以,“班长”这个基层指挥员,牺牲的几率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设副班长一职的原因。因为班长一丢,十几号人总不可能乱成一团,只能让副班长顶上去。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我与旗娃,只能供其差遣。
但严重的是,嫌疑最大的两个人,就在这个“领导班子”中。
王军英想问出一些关于任务的信息,但邓鸿超只是含糊其词,说要到了地方才知道。王军英只能说,最好把下去的时间,控制在半天之内。大家开始整理起物资,准备走好这最后一趟路。
邓鸿超的相机早就破损的不成样子,他取出了胶卷,将厚重的相机扔了掉。李科长当初安排过,进入工程体后,为了防止意料不到的情况,需要把防毒面具戴上。幸好,幸好当时刘思革留下来一副,被旗娃捆在了背囊里。否则的话,丢掉背囊的王军英,只得“裸奔”了。
打开包具,大家把防毒面具理了出来,所幸,面具在冲撞中并没有撞坏。只是一两个滤毒罐子,给压了瘪。防毒面具是由几部分组成而来,并不是说就一张罩子,罩在脸上就能防毒了。我们配发的面具,为了图轻巧,大概也就两部分。
一是面具本身,二是滤毒罐子。简单来说,就是把面具箍上脑袋后,再把滤毒罐子拧到上面去,这样一来,吸入的空气就是经过过滤之后的了。防毒面具就跟大家在电影儿里看到那种一样,眼睛两片大镜片,嘴巴那处顶个猪鼻子一样的装置。
至于其他物资,就目前来说,还相当够用。我们简单整理了一番。
看起来,三个人都还是之前的样子,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们没什么变化。一切妥当,队伍背好装具,提着防毒面具,准备出发。
考虑到我有伤在身,邓鸿超背上了我的背囊。实际上我想坚持自己来,但肋骨实在是受不了这些强压,只好作罢。王军英为了节省手电筒,让我们只打两束光,我留了个心眼,主动承担了队尾的光束。
这样一来,我身在最后,就能看到每个人的动作,用不着担心背后捅刀了。他们也没有阻拦,也没有人露出异常的表现。我不仅开始怀疑,是那个人打算收手了,还是我之前看错了?
王军英打头,我故意迟缓几步在后,四个人,走离奄奄一息的火堆,开始朝黑暗中的工程体靠近。
【最近忙碌的事情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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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刘思革那老小子,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记忆里模糊的画面,印证了他的话语——队伍里确确实实有人有问题,并且,现在已经开始撕破面具了。
那种恐慌,不是发毛一般的惊悚,也不是怪物惊出的恐惧,而是那种后知后觉、意料之外的震惊与惶恐。我实在没想到,刘思革说的“有问题”,会变成现实,会真实发生。而我,却一直被那个有问题的人,亲密陪伴,浑然不觉。
可问题是,四个人现在都还是好好的。如果我看到的是真切发生过的,那个人既然枪都掏出来了,为什么又没有开枪呢?
王军英这个时候抽完了烟,往我走来。这一转身,我的视线中心,直接落到了他的腰间。因为腰间挂得有褐黄色的手枪皮套。我清晰的记得,那个掏枪人的动作,是摸向腰间,然后打直手臂,绝对是拿手枪的动作。
王军英和我对视一眼,忽然眼神一闪,想到了什么。他摸出一包烟,坐到我身旁,然后递给我一支:“在你包里找的,都打湿了,现在勉强烤了干,能抽,就是呛嘴。”
我心神不宁的接过香烟,放进嘴里。他打亮一根火柴,替我点了燃。
香烟带着奇怪的口感,过了一遍肺。这下子,惊呆一片的脑袋,还算回了点儿神。王军英问我:“要不起来走走?”
我摇头吐烟:“再等会儿。”
如果说第一次听到刘思革说出“有问题”的消息,我还能抱着半片疑心,去“公正客观”的分析这些战友,但到了现在,历经了那么多艰险,我早已把身边的三个人,当做了赖以靠立、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那种疑心,说什么都生不起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震惊到恐慌的原因。
王军英点点头,然后默不作声的搭手上膝,安静的坐在我身旁。
旗娃,邓鸿超,王军英。如今队伍里就剩四个人,他们之中,有谁会做出掏枪射杀战友的举动呢?你要我猜忌一个,真还说不出来。
但是,除非记忆是假的,否则那就是真切发生过的事实。抽着烟,哪怕我对他们有再多的感情,也不免动起猜忌心,开始排除起来。
顺着画面里的信息一想,那个有问题的人,虽然面目不清,但也找得到一些线索。首先,那段模糊的记忆里,掏枪的那个人,是掏的手枪,我看了看我的武装带,还原封不动的拴在腰间,手枪也还在。如果记得不错,在经历了地下河涨水后,大家的武器都受了损伤,全队伍只有王军英,我,还有邓鸿超的手枪保留了下来。
这样一来,旗娃那小子,应该可以排除掉。
一路过来,折损了两人,我自己肯定不会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条件一出,有问题的那个人,必定在王军英和邓鸿超之间。因为只有他俩的腰间,还挂着明晃晃的手枪。
但这个排除,有些太简单,太突然,我甚至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俩,怎么会是他俩,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人之中,有谁会掏出手枪来对向战友!当时那样子,摆明了不是作乐,而是准备背后偷袭,快枪杀人。
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人心隔肚皮这句话”。若不是碰巧见到了那掏枪的画面,我又怎会想到,被我当作亲密手足的三人中,有那么一个,戴了那么久的面具,想着要灭其他人的口?
二选一,就算猜不出准确结果,但这个二分之一的概率,已经让我相当惶恐了。因为,坐在我身旁的王军英,就有那么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掏枪的那个人。我开始不断回想起出发以来,关于王军英这个人的种种画面。
从刚才对我的关切,到天坑里的英勇相救,再到出发之时的那个闷头副班长,这个人,虽然性格古怪,但似乎也找不出多大的问题。试想,他如果有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在天坑里出手救咱们呢?
他作为这个队伍里技能最为过硬的队员,如果暗杀咱们的想法,早就有一万次机会下手了。
不对,想到这里,我似乎揪住了问题所在。
也许,那个有问题的人,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他之所以会费心伪装,挑定现在才露出马脚,肯定是故意而为的。我脑袋里了解的信息不多,如果要我想出一个灭口的动机,那还是和之前一样,他一定是通过我不清楚的方式混进了队伍,然后想法设法的,阻挡这次任务。
所以说,就跟我之前在天坑里猜测的一样,有问题那个人,之所以没有早早下手,是因为时机还未到。他一定是想借着队伍的力量,寻找到任务的位置,再撕破面具,暗杀他人。
而现在,任务的地点到了,留着我们再无任何意义,便准备掏枪灭口。这是我的猜想。
听起来这有些合理,但换个思路的话,也有些不对啊。如果说他的目的是阻拦这次任务的成功,那么他也没任何理由,一路跋涉至任务地点,再下杀手。如果真要有这个想法,那么他的动机,恐怕不只是杀人灭口、阻拦任务这么简单。
香烟不知不觉抽了一半,而我,运转着刚还清醒的脑袋,越想越离谱。身旁的王军英,在坐着发愣,他不知道,我的心脏已经猛烈跳动起来,甚至已经将手掌,往枪把子上靠近了些。
关于这场任务,实质上李科长并未向我们提多少。神秘兮兮的宣誓,意义不明的任务,都是令人生疑的点。李科长当时说,我们的任务不过两样,一是保证邓鸿超的安全,二是寻找老前辈的下落。
而邓鸿超那里,则有我们不知道的任务。他只是含糊的向我们说明过,要来取什么东西走。至于说这次任务有多重要,我不清楚,只知道它肯定有那么点儿重要,否则不会专程把我们挑出来,坐飞机,住招待所。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我以上的推断不幸言中,那么这个有问题的人,绝对不会是仅仅要阻拦任务那么简单。他要背后捅刀,不会等到现在,瞧瞧,路都走到了这儿,等到现在来灭掉了口,还得费心苦力的寻找出路,原路返回。不可能,他能毫无破绽的在队伍里潜伏那么久,就说明他脑袋不笨,甚至比我们聪明不少。他没理由这样做。
之所以要等到现在下手,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想通过队伍之力,寻找到任务地点,现在任务地点如愿找到了,灭口的原因也许是——他想独揽下所有功绩。
这个半生不熟的结论,犹如一个重锤,实实的敲在我的脑门上。这样的话,心肠未免有些太黑了吧!王军英是这样的人吗?我看不像,但见过那翻画面后,谁也不敢保证。说起来,自从黄班长牺牲后,自从摸到苏联人的蛛丝马迹后,王军英这个人,就开始有些怪了。
我丢掉烟头,又细细回想起来。的确是,就像我之前提过的那样,他到了这里之后,比以前更闷,脸色比以前更冷,时时刻刻都像惦记着什么心事。我结合起之前的猜想,又想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来。
会不会是这人看到黄班长牺牲后,贪心一起,想借这次任务领功,升官发财?还别说,这个还真有可能。毕竟,大家也就处于一个临时编制里,真要丢开一切,在利益层面讲感情,恐怕也没多少可以讲。
王军英这个人,闷里闷气,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种发闷的人,只要不是脑袋瓜子笨,就必定是脑袋里想法多。文革里,关于人性的丑恶,我见得多了,他这种闷生,很多时候是最危险的。
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军功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灭掉其他人的口,就可以积攒起来的。那个人就算不灭口,跟咱们一道顺利回国,也可以敲锣打鼓顺利领奖啊。
一路想下来,记忆里那个模糊的画面,不自觉的就换上了王军英掏枪的清晰动作。不对,二分之一的概率,我不能这么先入为主,应该全方位的考虑。一轮推理下来,这个刚还清醒的脑袋,也开始力不从心,昏昏沉沉了。
恰在这时,一旁沉默的王军英,忽然找我聊了起来。但是,以他的性格,是不会找人聊闲天的,他只是客观的向我陈述了一下,在我昏迷这段时间,他们所做过的事情。
表面上我静静听着他的画,内心里却是停不下来的猜忌,之前对刘思革的那种感觉,又回到了脑袋里——我很烦这种感觉。
但是,我也只能在他的满语中,假意活动身体,时刻盯防他的举动。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枪,往我心口,用力的开上一枪呢?
王军英说,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他和邓鸿超一起,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况。邓鸿超很确定,这地方就是咱们的目的地。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两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咱们完成任务后,该怎么回去。
按任务的原安排,我们应该是像当年的考察队那样,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破开上层的水泥,然后再吊降下来。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用了“一次性”的侥幸方式,意外的到达了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一次性”,就是说想要按着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
而考察队当年破开的洞,恐怕已经被水泥封了回去。就算是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凭空飞上这个溶洞的顶端。所以,问题很严峻,我们虽然如愿到达了任务终点站,但能不能顺利走出这里,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严峻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囊,里面的物资也不太够分配了。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那背囊里剩余的食物,很难支撑我们走回国。所以,性命攸关面前,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在探路结束后,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王军英的意思是,现在剩余的物资不多,结合具体情况,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只能把任务缩减,带回邓鸿超要找的东西就算完事。并且,我们找到出口的时间,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在这地底下待多久。
加上当时的我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得过来。他认为,可以让邓鸿超和他一起下洞,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东西找到了,再待我苏醒,寻找出路。
但邓鸿超,却拒绝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他觉得,洞下面的情况是未知的,两个人下去有些太冒险,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不应该将人员分散。一个是队伍的领导,一个是队伍的核心,就在两人说夺不下时,我的咳嗽声,让他们各自都退了一步。
“嗯。”邓鸿超没有睡着,而是在闭眼静听。王军英说完之后,他应了一声。
“所以,现在等你精神了,咱们再出发。”他说。
王军英的讲述中,我一直都战战兢兢,留察着他的动作。不过他这样一说,倒还是让我揪住了另一个问题。
正文 第一百三十三章 :工程体
王军英说,是我的咳嗽,让他俩停止了争论,这样说的话,难道我昏迷中听到的谈话声,正是他们意见上的分歧?简单的排除,人就那么几个,争论的是他俩,那掏枪的人,只能是旗娃了。
这也不对啊,旗娃身上除了匕首,就没有其他武器。况且,王军英也没说,他俩是坐在一起,迎火而论的。那个掏枪的人,不能就这样简单的确定。当然,这也有那么一点儿主观因素在,要说这队伍里,我最最信任的,就是旗娃那小子了。
不过,物资不够分配,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最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就是“开源节流”,也就是灭掉其他口,独揽总食。咦,这样一想的话,那个有问题的人,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下杀手?
人性,在利益面前都经不起考验,更别说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小时候,我听过许多扭曲的故事,大概就是在那几年,天灾人祸,民不得食。人吃人的事件,被老一辈讲得绘声绘色。据说我当年,也差那么一点儿就饿死了。所以,人本兽性,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来考验人性。
吃下同类,不在极其疯狂的时刻,应该是做不出来的。但是,一枪灭一口,就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我想,如果那个人够狠,够兽,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我活动了一下身子,除了肋骨处还有明显的痛感外,其余地方都还好。至少能走路。这样一推下来,三个人都有嫌疑,谁他娘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排除。
“前面是什么情况?”我心不在焉的问了一句。
“房子,好几栋大房子。”王军英说着又点了一根烟,“跟黄班长说得不差。”
其实,虽说三个人都有嫌疑,王军英在我的心目中,已然是“最高嫌疑人”。他的一举一动,在我眼里都是虚伪的、带目的性的。说不定,他专程给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让我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嗯。”我点着头,慢挪着身子坐了回来,“那咱们打算多久出发?”
“当然是等你身体恢复了,”邓鸿超忽然说,“你就先好好养着吧,我还在跟王副班长商量呢。”
“嗯。”我答。
不对,按照之前的推理,邓鸿超也算一个“嫌疑人”,不能没有证据就定王军英的罪,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但是,邓鸿超这个大学生,又会有什么问题呢?想想,他是整个队伍里的核心骨,一切都是围绕他来开展,他根本没理由做出什么“有问题”的举动啊?
况且,假如掏枪的是他,灭完口之后,他将面对什么?没有我们的保护,独自寻找出路,再穿越敌境,返回原路。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太难了,不可能了。我之所以会先入为主的将王军英列为“最高嫌疑人”,就是因为他本人的技能过硬,有能力承担队落一人的后果。
一路乱想下来,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我索性闭回了眼睛,不再去想。因为一路想下来,除了越发怀疑王军英之外,我就再想不出什么结论来。
坐在旁边的王军英,看了看表,继续默默抽烟。
我又想到,早早排除在外的旗娃,可能是个信息源头。也许,我只要去问他,问问当时是谁坐在火堆旁,又是谁站在黑暗里,结果不就明了了吗?但转念一驳,旗娃手中虽然没有武器,但谁知道他会不会是拿了我的枪,又放了回去呢?
脑袋迟缓,我再无精力逐条分析每个人的可疑之处。现在的情况是,在结果出来之前,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以相信,不管心里头对谁谁有多少信任。更不能贸然张嘴去问这个问题,要是不小心问到嫌疑人了,那一纸捅穿,被灭口的,可能第一个就是我。
这是一种很焦虑的状态,在那个人露出马脚前,我找不到任何信息可以去确定他。但等到它露出马脚了,结果出来了,一切又都晚了。不过话说回来,那个人,最后又为什么选择留手呢?仅仅是因为我醒了过来?这不可能,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失招啊失招,队伍里混进了那么一个敌人特务,我竟然浑然不觉!要怪,也就怪自己在多方面的事物冲击中,遗忘掉了刘思革的话语。不然,我多留个心眼,现在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多信息,更多线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是在极度的忐忑与不安中度过的。借着清理装具的借口,我检查了一下手枪,上好了膛,并时刻将手靠近着枪把子。谁会想到,一路情同手足,历经千难万险,竟还会在最后时刻,来提防自己人!
我身上的伤,并不是严重到无法自理的地步。昏睡那么长一段时间后,虽是遍体鳞伤,但也不再犯困。他们三个,似乎很疲累,我便提出让他们休息,我来守岗——这样一来,我也不用提着个心把子,时刻盯防着他人的举动。
三个人躺下后,我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心,不自觉的就要去胡猜乱想,不自觉的想起那副画面。王军英,旗娃,邓鸿超,看着三张闭目的脸庞,熟悉又亲切的脸庞,我还是不敢相信。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三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是戴着面具,假意睡眠,正想着如何加害于我们。
猜忌藏身,我不知道谁是敌人,谁又是队友。心头的恐慌,更找不到人诉说。背叛,敌人,不过离我几十公分的距离。
就这样,我吃着干冷的食物,整理着衣装,晾换着鞋袜。看着渐渐变小的火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火堆是用规整的木头块子生起的,洞穴里不长树,那肯定是苏联人的木材。我很想出去看看周围的情况,但又丢不开眼,害怕给那个人可乘之机。只能趟坐在原地,静静休憩。
三个多小时后,几个人终于挨个醒了过来。
又吃了一些食物,整理了一下物资,见我状态不错,大家便商量起,接下来的行动。他们本还想换我休息一阵,但明晓了队伍里有人图谋不轨后,我哪里还睡得下去!只能催促他们,赶紧决定后面的行动。
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地方就在前边儿,走过去便是。黄班长牺牲后,王军英这个副班长,就担当起了队伍领导的角色。在战场上,班级最为一支军队最为基层的编制,是必须时刻冲锋在前的。
所以,“班长”这个基层指挥员,牺牲的几率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设副班长一职的原因。因为班长一丢,十几号人总不可能乱成一团,只能让副班长顶上去。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我与旗娃,只能供其差遣。
但严重的是,嫌疑最大的两个人,就在这个“领导班子”中。
王军英想问出一些关于任务的信息,但邓鸿超只是含糊其词,说要到了地方才知道。王军英只能说,最好把下去的时间,控制在半天之内。大家开始整理起物资,准备走好这最后一趟路。
邓鸿超的相机早就破损的不成样子,他取出了胶卷,将厚重的相机扔了掉。李科长当初安排过,进入工程体后,为了防止意料不到的情况,需要把防毒面具戴上。幸好,幸好当时刘思革留下来一副,被旗娃捆在了背囊里。否则的话,丢掉背囊的王军英,只得“裸奔”了。
打开包具,大家把防毒面具理了出来,所幸,面具在冲撞中并没有撞坏。只是一两个滤毒罐子,给压了瘪。防毒面具是由几部分组成而来,并不是说就一张罩子,罩在脸上就能防毒了。我们配发的面具,为了图轻巧,大概也就两部分。
一是面具本身,二是滤毒罐子。简单来说,就是把面具箍上脑袋后,再把滤毒罐子拧到上面去,这样一来,吸入的空气就是经过过滤之后的了。防毒面具就跟大家在电影儿里看到那种一样,眼睛两片大镜片,嘴巴那处顶个猪鼻子一样的装置。
至于其他物资,就目前来说,还相当够用。我们简单整理了一番。
看起来,三个人都还是之前的样子,至少在我的眼中,他们没什么变化。一切妥当,队伍背好装具,提着防毒面具,准备出发。
考虑到我有伤在身,邓鸿超背上了我的背囊。实际上我想坚持自己来,但肋骨实在是受不了这些强压,只好作罢。王军英为了节省手电筒,让我们只打两束光,我留了个心眼,主动承担了队尾的光束。
这样一来,我身在最后,就能看到每个人的动作,用不着担心背后捅刀了。他们也没有阻拦,也没有人露出异常的表现。我不仅开始怀疑,是那个人打算收手了,还是我之前看错了?
王军英打头,我故意迟缓几步在后,四个人,走离奄奄一息的火堆,开始朝黑暗中的工程体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