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但简成蹊给了他提示。只见他拉开了床头的抽屉,从里面拿出那根军牌项链,等他挪到坐在椅子上的高新野面前,他跪坐在脚踝上,把有数字的那一面给高新野看。
    “你当是就不打算瞒我,对吗?你还说、说以后留给我判决。”他再往前递,就把军牌放到高新野眼前。
    “我现在就判决,”他抖着声音说,“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第30章
    你到底是谁?
    高新野也曾很多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这个答案可以追溯到他的出生,他从未见过自己名义上的父亲,从《逃离西伯利亚》的拍摄开始,五十年代的亚合众国曾迎来非常短暂的门户开放,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诉求。这些诉求通过民众的you xing和文人的笔,大有从首都渐渐扩散到全亚合众国各地的趋势,其势态短短几年就超乎维序派政府预想。于是,从电影上映起仅过了三年,维序派政府就派遣国安的秘密警察逮捕相关人员,给他们扣上反动的罪行,但这些人里也有不少享誉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如果也将他们送进监狱,更强盛的欧联盟和北约盟就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在国际局势上对亚合众国进行人道主义制裁。这是依旧未完成战后重建的维序派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于是他们安排了一架飞机,将那些知识分子驱逐出境。
    那架飞机最后在西部无人区的上空失去了联系,至今杳无音讯,那架飞机里就有高新野名义上的父亲。他的母亲当时正怀着他,又因为一些阻挠,最终没能同心爱的丈夫一同离开。所以高新野记忆里的母亲在他面前永远郁郁寡欢,但又要在镜头前露出完美的笑,这种分裂的生活持续到一年春天,她突然带高新野去了游乐园,玩了一整天后她给他买了个冰淇淋,让他坐在休息椅上慢慢吃,等高新野吃完了手里的冰淇淋,他再抬头,看到的只有何博衍。
    那一年高新野只有三岁,在那之后,政治再一次成了敏感话题,民众再次陷入了沉默,发展经济是唯一要义。
    那一年是2258年,离何博衍当上下一任司令官,还有整整十年。
    何博衍并不是一个政治野心溢于言表的人,很多次他会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从政,他现在应该是在首都的高校当个教授。在维序派执政的近一百年里,何博衍的形象可谓是所有司令官里最有文人气息的,甚至还有外媒形容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像只羊一样温和。这也是上一任司令官在推行近十年高压政策后将他推上这个位置的原因,临时法案规定司令官的年限为十年,在不得不让出这个位置又想继续掌握实权的情况下,将何博衍扶持为傀儡是最佳选择。
    但人是会变的,也是能一直隐忍静待时机的。直到七十年代初,何博衍的底牌才开始显山露水,他给维序派高层的印象一直都是温儒尔雅,使得他们也渐渐掉以轻心,忘了他们有的派系背景和家族支持,何博衍也有。他甚至还有一支直接听令于他的国安警察,当他开始收网,那些曾经与他政见相左的高层官员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出于对那支杀戮队伍的恐惧而“弃暗投明”到他的阵营。
    而那支队伍里就有高新野。他最年轻,却也是资历最老的,他初进国安接受训练时才八岁,只因何博衍说这将是一个能为他母亲报仇的机会。按何博衍给高新野灌输的因果逻辑,如果当年那架飞机平安出境,他的母亲也不会离他而去,消失在无人区。而那架飞机的失踪又太过于吊诡,说法不一扑朔迷离,只有yin谋论经久不衰。哪怕维序派政府从未承认,但当时的高层领导肯定也忌惮那么多知识分子会壮大国外的反维序派势力,并总有一天影响到国内局势。对维序派政府而来,那架飞机的消失对政权稳固有百利而无害,只要飞机的残骸没有找到,再bi真的猜测也只是没有证据的yin谋论,无法对政权产生撼动。这个国家的上空消失了一架飞机,消失了107个作家,86个大学教授,37个传媒人,29个实评家,33个社会学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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