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来又写了三四十篇小文,承篠君的好意说可以出版,于是便结集起来,题上原有的名字曰“苦竹杂记”。“杂记”上本有小引,不过那是先写的,就是写于未有本文之先,所以还得要一篇后写的,当作跋或序,对于本文略略有所说明。
    但是这说明又很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说明,我所写的总是那么样的物事,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也不必另起炉灶的来写。这又似乎不大好,有点取巧,也有点偷懒。那么还只得从新写起来,恰好在留存的信稿里有几篇是谈到写文章的,可以抄来当作材料。其一,本年六月廿六日答南京阳君书云:
    “手示诵悉。不佞非不忙,乃仍喜弄文字,读者则大怒或怨不佞不从俗呐喊口号,转喉触讳,本所预期,但我总不知何以有非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不可之义务也。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不足当大雅一笑,这是自明的事实,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国家衰亡,自当负一份责任,若云现在呐喊几声准我免罪,自愧不曾学会画符念咒,不敢奉命也。纸先先生《震庚日记》极愿一读,如拟刊行,或当勉识数行。草草不尽。”红黑帽编竹作梅花眼为帽胎,长圆而顶尖,糊黑纸,顶挂鸡毛,皂隶所戴,在知县轿前喝道曰乌荷。此帽今已不见,但如买杂货铺小灯笼改作,便顷刻可就,或只嫌稍矮耳。其二是十月十七日晚与北平虞君书云:
    “手书诵悉。近来作文别无进步,唯颇想为自己而写,亦殊不易办到,而能减少为人(无论是为启蒙或投时好起见)的习气总是好事,不过所减亦才分毫之末耳。因此希望能得一点作文之乐趣,此却正合于不佞所谓识字读书唯一用处在于消遣之说,可笑从前不知实用,反以此自苦,及今当思收之桑榆也。”其三是十一月六日答上海有君书云:
    “来书征文,无以应命。足下需要创作,而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二者相去岂不已远哉。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明谢在杭著笔记曰‘文海披沙’,讲学问不佞不敢比小草堂主人,若披沙拣金则工作未始不相似,亦正不敢不勉。我自己知道有特别缺点,盖先天的没有宗教的情绪,又后天的受了科学的影响,所以如不准称唯物也总是神灭论者之徒,对于载道卫道奉教吃教的朋友都有点隔膜,虽然能体谅他们而终少同情,能宽容而心里还是疏远。因此我看书时遇见正学的思想正宗的文章都望望然去之,真真连一眼都不瞟,如此便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页多少册,没有看到一点好处,徒然花费了好些光阴。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书。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其事甚难。孤陋寡闻,一也。沙多金少,二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语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辄唠叨写此,以明写小文抄书之难似易,如以一篇奉投,应请特予青眼,但是足下既决定需要创作,则此自可应无庸议了。”以上这些信都不是为“杂记”而写的,所以未必能说明得刚好,不过就凑合着用罢了。我只想加添说一句,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畏天悯人”岂不与前此说“命运”是差不多的意思,这一年过去了没有能够消极一点,这是我所觉得很可悲的。我何时才真能专谈风月讲趣味,如许多热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我恐怕这不大容易。自己之不满意只好且搁起不说,但因此而将使期待的朋友长此失望,则真是万分的对不起也。
    廿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知堂记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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