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承北大学生会抗日救国会之招，叫我来讲演，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讲什么呢？这在我是很困难的。第一，我没有什么专门知识，例如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之类，我都不是专门，要想说话也无所根据。第二，普通的话都已说了，日本强占辽宁的事实，各方面已有详细的报告，我未曾身历其事，自然不能有所增益，至于日本此举之如何横暴，中国抗日之如何进行，不但谈者已多，而且要谈也要根据专门知识才能中肯，我怎么能行。第三，我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前几天大家看见报载日本横田法学博士的议论，对于日本的暴行很加指摘，日本是君主国，言论尚且稍有自由，何况我们民国，言论自由当然是不成问题的。这个我自然知道，但是这里恐怕也有个重要的限制，有些是言论，可以自由的，有些也会不算言论，那就未必可以自由了。这回事变之后，有好些问题我就不知道是否可以讨论的，例如边防军之可否无抵抗问题，与中国方面的责任问题，——暴行的责任在日本那是确实无疑的了，但中国的失地又是那一位的责任呢？这似乎都不是很小的问题，而一向不听见有人说起，不看见有报纸提起，所以我难免有点儿糊涂了。照第一二点看来，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话，照第三点我又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所以归结起来，我实在无可讲演，不过既然是义不容辞的来了，也就不好不说几句话，而说话了也不可不有一个题目，于是便定了这“关于征兵”。大家不要以为我对于别的都无所知，而独关于征兵是专门家。这个我说明只是一个题目，装装门面而已，至于所谈并不一定切题，若是发挥征兵问题的许多精义，那当然更是谈不到了。
这回辽宁事件之发生，大家知道错在日本，但在中国方面没有错么？我想是有的。列位或者要问，土地被占，人民被杀，一点都没有反抗，怎么还有错呢？我想即此便是错。近来中国不知道从那里得来了一种谬误思想，迷信“公理战胜”，与原有的怯弱，取巧等等劣根性相结合，这是一个大错。原来人是一种生物，无论变化到什么地步，归根结蒂还是生物，生物界的法则在人间还是唯一切实的法则，生物争存，优胜劣败，人类也逃不出这个原则。生存竞争是永久存在的事实，并不始于达尔文的学说发表，也并不就与德皇退位而同时告终。中国从前还想努力过，知道要抵抗外来的强力还只有用强力来对付，曾经想练过兵，想制造过枪炮兵船，可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大约是克林德碑改做成公理战胜的牌坊那时候罢，）忽然转变方面，想靠“公理”来立国，——但是这似乎以对外居多，对于外国的抵抗，限于开会游行，口号标语，枪炮兵船则留了起来专备对内之用。荏苒十年，这个结果现在看见了。现在，我们还是在迷信公理，依赖国联，还是在开会游行，在喊口号，贴标语，但是这个错我们如今也该明白，该承认了罢。承认了这个错，随后再回过头去另寻出路。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就是生存竞争上唯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
讲到征兵，我的话就完了，因为以后是军事专门的问题，我无从再来插嘴了。但是，有些闲话还可以随便说说。我想中国如行征兵制，于对外可以抵抗之外，特别有几种好处。其一，是老百姓可以少吃点苦。中国至今用的是募兵，平时本无户籍可查，临时一个兵手拿黄旗红旗，到天桥一带走上几转，招了许多穷人来，不问张三李四，不管流氓盗贼，一总给穿上军服，就变了公侯干城的兵士了。这些人素无教育，又迫于贫而或至为非作歹，其来应募又专为饷银，那么其成绩可想而知，俗语道，好男不当兵，可见由来远矣。征兵便不然，征来的兵都有户籍可稽，不收犯法有案的，而且在营不过一二年，不是终身当兵，性情没有变坏，对本国人民总要好些。从前冯焕章先生带领的军队驻扎北京（那时还叫北京）一带，声名极好，便因为能“不扰民”的缘故，可知募兵要训练到不扰民是怎么不容易，只有冯先生才能办到，但是在征兵则不扰民的一项至少总可以做到了罢。其二，内乱可以减少。从前募兵，谁募的就是谁的兵，往往看见兵士的袖子上缀着一个李字或什么字，大家讲得来时还好，一点不对，便以我的兵攻你的兵，结果就是一场内战。还有一层，募兵是为饷银而来的，只要钱多便可以出力，于是今天给五万，往西去攻甲，明日给十万，再转往东去攻乙，都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下去，内乱可以没有完结。征兵不是为钱来的，也不是谁一家的兵，要叫他那样地去打仗，大约不大容易。只要他们不当一家的军队，不贪赏钱，那么内乱自然发生不起来，中国也可望安定了。
征兵虽然有这些好处，可是要实行也不容易。我想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如有一条不对这事休想成功。第一，假如中国要用党军，征兵就不能办。党军是应该以党员去担任的，我们非党员不但无此义务，也无此权利。第二，假如中国要用募兵，征兵也不能办。这句话似乎说得有点可笑，其实是有理由的。征兵固然有种种好处，却也难免有种种不方便处。例如征兵手续麻烦，募兵则只须拿了旗到市上去招，便可以要多少招多少。又如大家还是我怕你你怕我，想要手下有点实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征兵断不济事，没有募兵那样方便，可以指挥如意。还有，征兵比较地要有点教育，有点思想，这也就有点儿危险性。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并不是没有想到征兵，如张之洞李鸿章辈多有此意，但是不能实行，一直到了民国也还是不能实行。为什么呢？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前清怕的是汉族，北洋派怕的是民党，征兵多少有点知识，就多少有革命之可能。为防止政权落在汉族，民党或别党的手里，不用征兵也就是一种消极的手段，而用募兵则更是积极的有效的手段了。第三，假如国民没有当兵的诚意，虽然政府想办征兵，那也办不成功。天下事空说容易实行难。当兵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是要拼得出苦，拼得出死的。我们现在惯于宣传，养成大言不惭的习气，我们把头发推光，穿上一身漂亮的军服，系上官长似的阔皮带，即使不借了兵势去盛气凌人，也觉得很有威风，像煞是一名勇士了。但是，当兵不单是如此而止，还得去实行，抗上半天枪肩膀要发痛，走上一天路腿要提不起来，上了战场，性命要没有，这都得预先算在账里的。如没有这个决心，单是应时小卖似地喊宣战喊上前敌，却是吃不起苦，那么什么都是废话，还是不说好了。我觉得我国人缺少的便是诚意，上上下下都是你骗我我骗你，说诳，用手段，取巧，笼统地批评一句，正如笑话里所说，割了叫化子的股去做孝子。看来看去，上边似乎未必要征，下边也似乎未必会应征，我这一番空话似乎也正切题，来充做应时点景的征兵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羞耻的。
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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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辽宁事件之发生，大家知道错在日本，但在中国方面没有错么？我想是有的。列位或者要问，土地被占，人民被杀，一点都没有反抗，怎么还有错呢？我想即此便是错。近来中国不知道从那里得来了一种谬误思想，迷信“公理战胜”，与原有的怯弱，取巧等等劣根性相结合，这是一个大错。原来人是一种生物，无论变化到什么地步，归根结蒂还是生物，生物界的法则在人间还是唯一切实的法则，生物争存，优胜劣败，人类也逃不出这个原则。生存竞争是永久存在的事实，并不始于达尔文的学说发表，也并不就与德皇退位而同时告终。中国从前还想努力过，知道要抵抗外来的强力还只有用强力来对付，曾经想练过兵，想制造过枪炮兵船，可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大约是克林德碑改做成公理战胜的牌坊那时候罢，）忽然转变方面，想靠“公理”来立国，——但是这似乎以对外居多，对于外国的抵抗，限于开会游行，口号标语，枪炮兵船则留了起来专备对内之用。荏苒十年，这个结果现在看见了。现在，我们还是在迷信公理，依赖国联，还是在开会游行，在喊口号，贴标语，但是这个错我们如今也该明白，该承认了罢。承认了这个错，随后再回过头去另寻出路。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就是生存竞争上唯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
讲到征兵，我的话就完了，因为以后是军事专门的问题，我无从再来插嘴了。但是，有些闲话还可以随便说说。我想中国如行征兵制，于对外可以抵抗之外，特别有几种好处。其一，是老百姓可以少吃点苦。中国至今用的是募兵，平时本无户籍可查，临时一个兵手拿黄旗红旗，到天桥一带走上几转，招了许多穷人来，不问张三李四，不管流氓盗贼，一总给穿上军服，就变了公侯干城的兵士了。这些人素无教育，又迫于贫而或至为非作歹，其来应募又专为饷银，那么其成绩可想而知，俗语道，好男不当兵，可见由来远矣。征兵便不然，征来的兵都有户籍可稽，不收犯法有案的，而且在营不过一二年，不是终身当兵，性情没有变坏，对本国人民总要好些。从前冯焕章先生带领的军队驻扎北京（那时还叫北京）一带，声名极好，便因为能“不扰民”的缘故，可知募兵要训练到不扰民是怎么不容易，只有冯先生才能办到，但是在征兵则不扰民的一项至少总可以做到了罢。其二，内乱可以减少。从前募兵，谁募的就是谁的兵，往往看见兵士的袖子上缀着一个李字或什么字，大家讲得来时还好，一点不对，便以我的兵攻你的兵，结果就是一场内战。还有一层，募兵是为饷银而来的，只要钱多便可以出力，于是今天给五万，往西去攻甲，明日给十万，再转往东去攻乙，都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下去，内乱可以没有完结。征兵不是为钱来的，也不是谁一家的兵，要叫他那样地去打仗，大约不大容易。只要他们不当一家的军队，不贪赏钱，那么内乱自然发生不起来，中国也可望安定了。
征兵虽然有这些好处，可是要实行也不容易。我想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如有一条不对这事休想成功。第一，假如中国要用党军，征兵就不能办。党军是应该以党员去担任的，我们非党员不但无此义务，也无此权利。第二，假如中国要用募兵，征兵也不能办。这句话似乎说得有点可笑，其实是有理由的。征兵固然有种种好处，却也难免有种种不方便处。例如征兵手续麻烦，募兵则只须拿了旗到市上去招，便可以要多少招多少。又如大家还是我怕你你怕我，想要手下有点实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征兵断不济事，没有募兵那样方便，可以指挥如意。还有，征兵比较地要有点教育，有点思想，这也就有点儿危险性。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并不是没有想到征兵，如张之洞李鸿章辈多有此意，但是不能实行，一直到了民国也还是不能实行。为什么呢？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前清怕的是汉族，北洋派怕的是民党，征兵多少有点知识，就多少有革命之可能。为防止政权落在汉族，民党或别党的手里，不用征兵也就是一种消极的手段，而用募兵则更是积极的有效的手段了。第三，假如国民没有当兵的诚意，虽然政府想办征兵，那也办不成功。天下事空说容易实行难。当兵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是要拼得出苦，拼得出死的。我们现在惯于宣传，养成大言不惭的习气，我们把头发推光，穿上一身漂亮的军服，系上官长似的阔皮带，即使不借了兵势去盛气凌人，也觉得很有威风，像煞是一名勇士了。但是，当兵不单是如此而止，还得去实行，抗上半天枪肩膀要发痛，走上一天路腿要提不起来，上了战场，性命要没有，这都得预先算在账里的。如没有这个决心，单是应时小卖似地喊宣战喊上前敌，却是吃不起苦，那么什么都是废话，还是不说好了。我觉得我国人缺少的便是诚意，上上下下都是你骗我我骗你，说诳，用手段，取巧，笼统地批评一句，正如笑话里所说，割了叫化子的股去做孝子。看来看去，上边似乎未必要征，下边也似乎未必会应征，我这一番空话似乎也正切题，来充做应时点景的征兵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羞耻的。
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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