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20日，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老师逝世了。
这天，我刚从风景秀丽的南岳参加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授奖会回来，突然得知这不幸的消息，浑身的血液似乎停止了奔流，我默默地伫立着，向东遥望，请滚滚洞庭水，滔滔长江浪，捎去我对这位尊敬的师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腔哀悼之情。他当年在迷雾中给我指路的情景，又历历浮现眼前。
那是1976年初春，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乘车坐船，抵达上海，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第二天上午八时，我们盼来了仰慕已久的老作家贺宜。他由王华良陪同，笑吟吟地踏进了我们的住房。街上的浓雾，染湿了他那满头向后倒梳着的银发，宽阔的额头泛着一层亮光，眼镜片上也沾满了水汽，睿智的眼穿过镜片，不时朝我们抚视，他在木椅上坐下，聚精会神地听王华良谈关于长篇小说《春柳湖》的修改方案。
我们这部作品，取材于汉寿县沧港公社捕捞大队。这里的渔民，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泊，岸上没有栖身之地。1964年，他们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造连家渔船，实现陆上定居的指示，在党支部书记黄贤湘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崭新的渔村。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于1974年写成第一稿。此后，在修改过程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作品的时代背景完全放在了“文化大革命”中。
当时，我初次写作长篇，一听王华良谈作品的不足之处，头上就冒大汗。贺宜一直坐着静听，他不喝茶，不抽烟，也不活动，始终挺胸抬头，两手平放在大腿上，他那方正而略显浮肿的脸膛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说：“还是先听你俩谈谈生活素材，再讨论修改方案吧！”
于是，我们谈了整整一天，贺宜一手捧着小本子，一手握着钢笔记录，从不打断我们的谈话，有要详细了解的地方，他就另外用一张纸记下来，放在一旁，等我们讲完一段，他再提问。他喜欢追问人物的身世和细节。他认为有趣和重要之处，还立刻复述一遍，兴趣盎然。一直到下午六点钟，我俩才住了口。
这时，贺宜合上小本子，说：“有这么多宝贵的生活素材，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你们除了熟悉了解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以外，还到过别的渔村吗？”
我俩摇摇头。
他说：“搞创作，不仅是在一个地方打井，还要拓宽视野，扩大生活面，动笔之时，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写出划时代意义的好作品。老王，我建议还是不忙于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你带他们到上海的渔村去看看，尽量掌握更多的生活素材。”
临别时，贺宜用抱歉的口吻说：“明天我还要同黑龙江的一位作者讨论他的作品，不能陪你们去参观，真对不起。”
那时，他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人了，看上去身体不太好，说话气喘，我们穿毛线衣，他却穿棉衣。可他忘我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着，那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上海市郊的丰浜公社水产大队。回去后，贺宜询问了我们参观的感受，他听了很高兴。我以为这下该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了。哪知，他又亲切地说：
“写渔民，不能只熟悉渔民生活。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广采博纳，凡能接触到的生活，都要尽力设法去接触。老王！我建议你再带他们到金山石化总厂、浦东造船厂等有特色的几个地方去参观采访，怎么样？”
他还是那种商量的口吻，可他眼里流露出的神色却使人感到对他提出的建议不容否定。我心里不高兴，暗暗嘀咕：生活！生活！我来上海不是为了熟悉生活，而是为了修改作品。像这样谈论生活，了解生活，要拖到何时才能出书呀？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作品改好，定稿、付印。我送他到门口，他转身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杨！别急。你看过妈妈做鞋吗？鞋子好歹，不在于把鞋底子和鞋帮缝拢来的那几下，而在于一针一线地纳底子。这是我搞了几十年写作的体会。希望对你有点参考作用。”
现在想来，他的话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哲理呀！在讨论作品修改方案时，他总是耐心启发我们：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加工、提炼，切忌照搬生活。但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任意违背生活的真实，也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的。我国淡水渔民实现陆上定居的这场改革，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我们在创作时，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他讲这些话的口气很婉转，可叫你能够明白地听出其中的含意。这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不得不采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当时，我没像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领会得透彻，我能感觉到，他是不赞成我们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背景下来写的。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都很固执，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次数不断增多，而且一次次拉长，还辅以动作，企图让我俩领会他的意图。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俩更固执己见的人了。这样讨论了十多天。最后，贺宜言简意明地说：
“写作品，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爱与恨，苦与乐，提倡与反对，等等，一切都隐含在文章中.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或是为了一时的成功而投机取巧，违背生活的真实，任意胡编乱造，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为。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文人，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说这话时，他显得激动难捺，满脸潮红，手足发抖，眼镜也滑到了鼻梁尖。
还是春天，还是多雾的季节，我们坐上南行的列车，离沪返湘。
正在修改《春柳湖》的过程中，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逐渐被否定。这期间，贺宜连续来信，没有只字责备，只是反复闸述他对我们当面谈过的那些创作观点。
谁能想到“四人帮”的倒台，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并去函上海方面，了解我们在上海的言行，追问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有谁能想到：贺宜、王华良除证实我们在上海没有与“四人帮”进行组织上的联系和不正常言行外，还把我们当时坚持要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他们的意见，并承担全部责任。请组织上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同时，还直接给我俩来信安慰。这样，我俩便很快得到“解脱”。
虽然自1976年5月与贺宜分别之后，未能再有机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但我和他依然有着书信来往和间接的接触.1978年，我的报告文学《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香飘万里》出版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寄给他，并请指教。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勉励我坚持深入基层，熟悉生活，勤学苦练，步步提高。我多次从朋友口里听到：近年来，贺宜患小脑神经萎缩的不治之症，捏笔手就抖动，痛苦异常，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每天坚持写作二三百字。他为《小溪流》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神猫奇传》等大批中短篇新作。还审定修正了五卷本《贺宜文集》，约二百万字。这些，都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贺老没有离世，他的高贵人品和杰出作品，像巍巍南岳山，似滚滚浦江水，永远存留在天地间。
1987年8月于汉寿县供销社机关宿舍
这天，我刚从风景秀丽的南岳参加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授奖会回来，突然得知这不幸的消息，浑身的血液似乎停止了奔流，我默默地伫立着，向东遥望，请滚滚洞庭水，滔滔长江浪，捎去我对这位尊敬的师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腔哀悼之情。他当年在迷雾中给我指路的情景，又历历浮现眼前。
那是1976年初春，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乘车坐船，抵达上海，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第二天上午八时，我们盼来了仰慕已久的老作家贺宜。他由王华良陪同，笑吟吟地踏进了我们的住房。街上的浓雾，染湿了他那满头向后倒梳着的银发，宽阔的额头泛着一层亮光，眼镜片上也沾满了水汽，睿智的眼穿过镜片，不时朝我们抚视，他在木椅上坐下，聚精会神地听王华良谈关于长篇小说《春柳湖》的修改方案。
我们这部作品，取材于汉寿县沧港公社捕捞大队。这里的渔民，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泊，岸上没有栖身之地。1964年，他们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造连家渔船，实现陆上定居的指示，在党支部书记黄贤湘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崭新的渔村。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于1974年写成第一稿。此后，在修改过程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作品的时代背景完全放在了“文化大革命”中。
当时，我初次写作长篇，一听王华良谈作品的不足之处，头上就冒大汗。贺宜一直坐着静听，他不喝茶，不抽烟，也不活动，始终挺胸抬头，两手平放在大腿上，他那方正而略显浮肿的脸膛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说：“还是先听你俩谈谈生活素材，再讨论修改方案吧！”
于是，我们谈了整整一天，贺宜一手捧着小本子，一手握着钢笔记录，从不打断我们的谈话，有要详细了解的地方，他就另外用一张纸记下来，放在一旁，等我们讲完一段，他再提问。他喜欢追问人物的身世和细节。他认为有趣和重要之处，还立刻复述一遍，兴趣盎然。一直到下午六点钟，我俩才住了口。
这时，贺宜合上小本子，说：“有这么多宝贵的生活素材，是写出好作品的前提。你们除了熟悉了解洞庭湖一带的渔民以外，还到过别的渔村吗？”
我俩摇摇头。
他说：“搞创作，不仅是在一个地方打井，还要拓宽视野，扩大生活面，动笔之时，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写出划时代意义的好作品。老王，我建议还是不忙于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你带他们到上海的渔村去看看，尽量掌握更多的生活素材。”
临别时，贺宜用抱歉的口吻说：“明天我还要同黑龙江的一位作者讨论他的作品，不能陪你们去参观，真对不起。”
那时，他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人了，看上去身体不太好，说话气喘，我们穿毛线衣，他却穿棉衣。可他忘我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着，那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上海市郊的丰浜公社水产大队。回去后，贺宜询问了我们参观的感受，他听了很高兴。我以为这下该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了。哪知，他又亲切地说：
“写渔民，不能只熟悉渔民生活。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广采博纳，凡能接触到的生活，都要尽力设法去接触。老王！我建议你再带他们到金山石化总厂、浦东造船厂等有特色的几个地方去参观采访，怎么样？”
他还是那种商量的口吻，可他眼里流露出的神色却使人感到对他提出的建议不容否定。我心里不高兴，暗暗嘀咕：生活！生活！我来上海不是为了熟悉生活，而是为了修改作品。像这样谈论生活，了解生活，要拖到何时才能出书呀？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作品改好，定稿、付印。我送他到门口，他转身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杨！别急。你看过妈妈做鞋吗？鞋子好歹，不在于把鞋底子和鞋帮缝拢来的那几下，而在于一针一线地纳底子。这是我搞了几十年写作的体会。希望对你有点参考作用。”
现在想来，他的话是多么深刻而富有哲理呀！在讨论作品修改方案时，他总是耐心启发我们：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加工、提炼，切忌照搬生活。但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任意违背生活的真实，也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的。我国淡水渔民实现陆上定居的这场改革，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我们在创作时，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他讲这些话的口气很婉转，可叫你能够明白地听出其中的含意。这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不得不采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当时，我没像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领会得透彻，我能感觉到，他是不赞成我们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背景下来写的。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都很固执，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次数不断增多，而且一次次拉长，还辅以动作，企图让我俩领会他的意图。可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俩更固执己见的人了。这样讨论了十多天。最后，贺宜言简意明地说：
“写作品，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爱与恨，苦与乐，提倡与反对，等等，一切都隐含在文章中.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或是为了一时的成功而投机取巧，违背生活的真实，任意胡编乱造，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为。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文人，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说这话时，他显得激动难捺，满脸潮红，手足发抖，眼镜也滑到了鼻梁尖。
还是春天，还是多雾的季节，我们坐上南行的列车，离沪返湘。
正在修改《春柳湖》的过程中，历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逐渐被否定。这期间，贺宜连续来信，没有只字责备，只是反复闸述他对我们当面谈过的那些创作观点。
谁能想到“四人帮”的倒台，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和曹一心（曹逸兴）老师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并去函上海方面，了解我们在上海的言行，追问正面表现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有谁能想到：贺宜、王华良除证实我们在上海没有与“四人帮”进行组织上的联系和不正常言行外，还把我们当时坚持要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他们的意见，并承担全部责任。请组织上对作者不要求全责备。同时，还直接给我俩来信安慰。这样，我俩便很快得到“解脱”。
虽然自1976年5月与贺宜分别之后，未能再有机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但我和他依然有着书信来往和间接的接触.1978年，我的报告文学《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香飘万里》出版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寄给他，并请指教。他很快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勉励我坚持深入基层，熟悉生活，勤学苦练，步步提高。我多次从朋友口里听到：近年来，贺宜患小脑神经萎缩的不治之症，捏笔手就抖动，痛苦异常，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每天坚持写作二三百字。他为《小溪流》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神猫奇传》等大批中短篇新作。还审定修正了五卷本《贺宜文集》，约二百万字。这些，都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贺老没有离世，他的高贵人品和杰出作品，像巍巍南岳山，似滚滚浦江水，永远存留在天地间。
1987年8月于汉寿县供销社机关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