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称“交通中西,功比张骞”的裴世矩,李曜一直怀有敬仰之心。
    当年,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为实现自己开拓西北、吞服西域的宏伟战略,命令时任吏部侍郎的裴世矩前往河西巡视。
    裴世矩通过广泛的民间调查,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域诸国资料,并编撰成西域图记进献给朝廷。
    回京后,裴世矩向隋炀帝详细列数河湟、西域的风土人情和山川物产,同时提议征服吐谷浑,消除这个威胁河西走廊安全的最大隐患。
    隋炀帝深以为然,遂拜裴世矩为民部尚书,致力于重新打通长安往来西域的丝绸之路。
    此后,裴世矩运用他精准娴熟的政治谋略,先是引导西域蕃邦归附隋朝,随后游服铁勒诸部攻打吐谷浑,宇文述率领的隋朝大军乘势西征,一举攻占吐谷浑原有全部领土。
    再之后,裴世矩又施展离间计,促使西突厥射匮可汗与n厥处罗可汗矛盾激化,从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惨烈厮杀,长年的内耗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实力,甚至对未来唐朝灭亡东、西两部突厥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
    裴世矩不仅会做治世之能臣,同时还有着一个不太光彩的佞臣名声。
    他明知隋炀帝好大喜功劳会动摇国本,却不顾劳民伤财,仍然曲意逢迎,投其所好,出了许多令士族庶民都恨之入骨的馊主意。
    以致于李曜还没来得及再次开口辩论,素与裴世矩有过结的尚书左仆射萧瑀就忍不住接口道“夫京师者,为四方之腹心,诸夏之本根,关中乃四塞之地,左崤函,右陇蜀,襟冯太华、终南,背负清渭、浊泾,水环绕,沃野千里,遂成秦、汉帝业之基,而樊邓为中原四战之地,太平盛世为京,倒也无虞,可裴詹事别忘了五胡乱华,倘若将来国衰兵弱之时,夷狄趁机发兵南牧,如之奈何?”
    萧瑀历经两朝,六任宰相,为唐朝出谋划策,建树颇丰,而他这一番言论,正好指向了迁都樊邓的致命隐患,考虑得不可谓不长远。
    裴世矩其实心里并不认可迁都论,他抛出新京以朱圉、上洛为险一说,就是为了掩盖樊邓严重的自然地理缺陷,被老对头萧瑀无情戳破之后,反倒暗暗松了一口气,只当尽了自己太子属臣的本份,遂选择保持沉默不再争辩。
    李渊扫了一眼在座几人,郑重地说道“结合明昭和萧卿的说法,迁都樊邓最大的弊病乃是缺乏山河之固,难以守卫,而关中根本安固已久,朕觉得颇有道理,迁都事关国运,众卿若有异议,尽管直述己见,若是无异议,迁都之事就此作罢。”
    话音刚落,侍中陈叔达便开口说道“秦汉之所以立都关中,因以黄河环绕为池,临不测之渊,群山为方屏障,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天下之脊,中原龙首,可此一时彼一时,本朝初兴之时,萧关西北之地,已多为突厥所踞,自横山以北,又被反王梁师都占去,如今关中门户大开,突厥一旦攻破原州,江山社稷则有累卵之危。
    此外,关中地域狭人口与日剧增,耕地却早已开垦殆尽,昔前朝开皇年间,粟米尚可自给自足,至大兴初年,关中所出粮产已不足备水旱赈济之用,隋炀帝遂营东都洛阳,征民夫二百万,大兴土木,转漕东南之粟,沿岸渐次设仓,才稍缓关中就食之急,然蜀道艰险,接济有限,漕运耗费极大,自江淮过汴州、洛阳以达于长安,舟行长达数千里,风涛覆溺者难以计算,今岁漕粮数倍,犹不能支。”
    当年汉武以关中一地,即可养兵马十数万驱匈奴,而今大唐必须集天下之物力才能维持关中兵事民生的正常运转,李渊听了不禁耸然动容道“陈卿所言,俱是事实啊!”
    随即,他又发现陈叔达似乎还未讲完话,忙干笑了一下“陈卿请继续。”
    陈叔达点头道“不瞒陛下,臣长于河南义阳,少时曾游遍中原,以臣来看,樊邓之地连通南北,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为天下中心,而在战略上,樊邓居中御远,退可守巴蜀,进可攻河洛,至于萧公的担忧,臣以为着实有些多虑,强国之本,并非决于都城之地形险要,而是在于国力与兵力,樊邓东去江淮数百里之间,人少地多,有利于移民的安置,而江淮岁产粮米百万石,可屯重兵不下五十万,此乃臣以兵为险安天下之策也。”
    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记录完陈叔达的话,立刻搁下手中的毛笔,抚掌赞叹道“陈公今日所言,以兵为险安天下,堪为旷古绝伦啊!”
    “舍人谬赞。”
    陈叔达向令狐德棻淡淡一笑,抬手轻捋微髯,再加上他继承自南陈宣帝陈顼的俊美容貌,颇有江左周郎妙计安天下的既视感。
    此间在座公卿皆为学识非凡的人物,尤以十岁便能援笔成章的陈叔达最为惊才绝艳,每次议事,言语明畅,字字珠玑,句句精华,常令闻者为之倾倒。
    只不过,李曜丝毫没有被陈叔达这番犀利的言论所折服,心中反而生出一种沉重的历史荒谬感。
    纵观中国封建时代,建都中原,以兵为险的朝代,只有一个,那便是北宋。
    北宋建都汴梁之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发现了中原地理造成的隐患,于是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缔造一支数量庞大的禁军来卫护京师的安全。
    可是“冗兵”的弊病又冒了出来,赵匡胤为此感到非常头疼,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打算迁都关中,却因赵光义政治集团的一致反对和消极怠工而未能实现夙愿。
    为此,英雄迟暮的赵匡胤无奈地发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精准预言。
    而他的继位者赵光义,在军事上屡遭惨败之后,既害怕北方强大的契丹,又眷恋汴梁富庶便利的地缘条件,妄想以兵为险,进一步扩大禁军规模,导致北宋陷入“积贫积弱”的窘境,并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凄惨方式而灭亡。
    李渊看向身边正在沉思的李曜,问道“明昭可是认为陈卿说得不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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