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回灵活应变克时艰教条主义招失败(上)
    话说蒋介石与日伪军连手,绞杀了抗日同盟军后,又急不可耐的筹划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不料,按下葫芦起了瓢,福建又出新事变。原来,自淞沪抗战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为驻闽绥靖主任,指挥全省军政。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一面收买、利用,一面压迫、监视,威逼其向苏区进攻。在蒋介石的严令逼迫下,蔡廷锴督率十九路军进攻赣闽边界,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激战三天,损失了两个团。蒋介石不仅拒发援兵,反而在回电中对蔡廷锴严加申斥。蔡廷锴进退维谷,彻夜苦思:积极反共,难免损兵折将;消极反共,又为蒋介石难以见容。
    旬日后,突然传来长城抗战的消息,蔡廷锴闻讯精神大振,立即召开各师长、团长会议,决定组织先遣军北上抗日,并与蒋光鼐联名请示蒋介石。谁料蒋介石回电大加训斥:“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江西土匪,剿匪为当前第一要务。在匪患未靖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随后,蒋介石电令粤、桂、闽三省政府,将北上抗日部队就地改编,强行调入长汀参加剿共。蔡廷锴被迫取消计划,电令已经出发北上的抗日先遣队返回福建。
    数月后,蒋介石扑灭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烈火,立即掉过头来威逼蔡廷锴攻打苏区。正在蔡廷锴走投无路之际,恰逢陈铭枢自欧洲归来。陈铭枢原是福建省省长,因不满蒋介石反共卖国,而被蒋介石撤职,威逼其出洋考察。陈铭枢重回福州后,向蔡廷锴、蒋光鼐进言道:“二位将军乃抗日名将,深受国人敬佩。若进攻红军,实为自相残杀,必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有辱于二位将军一世英名。”蔡廷锴道:“我等亦不愿骨肉相残。无奈,数次请缨杀敌,均被委员长百般阻挠。可谓有心抗日,却报国无门。”陈铭枢道:“何不反戈一击?”蒋光鼐道:“岂非犯上作乱乎?”陈铭枢道:“非也。国难当头,抗日乃人心所向,反蒋已成时代潮流。”蔡廷锴道:“先生所云,诚为金石之言。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只有反蒋才能实现抗日。”陈铭枢道:“我思之久矣,要达此目的,还需与共产党人联合。”蒋光鼐道:“我们与共产党血战数次,人家能与我们合作吗?”陈铭枢道:“共产党人深明民族大义,积极主张抗日,又与蒋介石是冤家对头。”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蒋光鼐击掌道:“枪口一致对外,不打自己人,正是共产党的主张,也是我们与其合作的基础。然寄人篱下,终非良策。我们何不效仿共产党,也组建起自己的政府?”蔡廷锴赞道:“如此甚好,大丈夫处世,当审时度势,不做历史的罪人。我意已决,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联共、反蒋、抗日,建立我们的政府。”这才是英雄所见略同,三人推心置腹,立即详细计划,决定联共反蒋;邀请志士仁人,筹建福建政府。
    次日,蔡廷锴派遣徐铭鸿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赶往瑞金接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潘汉年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双方达成立即停火,枪口一致对外,建立抗日反蒋军事同盟。
    11月18日,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应邀由湘江抵达福州,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福建政府的时间、宣言、政纲、军事、财政等问题。三日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读《人民权利宣言》,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政府,由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外交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实现关税自主”。接着,李、陈、蔡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脱离国民党,组建生产人民党,并推选陈铭枢为总书记。同时,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此即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犹如一声惊雷炸长空,万道霹雳震苍穹。正在南昌督军的蒋介石闻讯,直惊得目瞪口呆。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切手段“平息叛乱”。汪精卫接电,立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通电各省、市政府,称:“陈铭枢等在福州纠合党羽,自立名目,实行叛乱。同时勾结共匪,助其肆虐。着各军政机关迅速予以处置,克日平叛;并授以蒋委员长主持讨伐、临机处置之全权。”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命令,虢夺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本兼各职,并悬赏缉拿。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讨伐闽逆作战计划》,除令东、西两路大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攻苏区外,从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约十五万精锐部队编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政府所在地发起全面进攻。
    蒋军出动的兵力超过十九路军的四倍,且配有一百多架飞机,上千门新式山炮,杀气腾腾地迫近福州地区,在南平与十九路军展开血战。蒋军以山炮持续猛轰,飞机凌空投弹;十九路军的阵地被炸成火海,死伤极其惨重。双方激战十余日,十九路军第五师全军覆没,南平落入蒋军之手。
    正当双方大战之际,蒋介石飞临建瓯坐镇指挥,命令飞机轰炸福州、泉州、漳州;调动大军向古田、水口推进。十九路军苦战一周,终因寡不敌众,仓皇后撤,古田、水口被蒋军占领。北线防御接连失利,福州屏障尽失,陷入绝境。此时,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军舰,又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抵福州,对福建政府实施威逼。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福建政府停止办公,其领导人分海、陆两路离开福州。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乘飞机逃亡湘江。十九路军余部停止抵抗,被蒋介石下令就地收编。随后,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十九路军的番号正式取消,原十九路军的四个师分别被调往归德、开封、蚌埠、武昌,由所在地军政长官督导整训。至此,存在了三月之久的福建政府被消灭,闻名中外的十九路军被肢解、消亡。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十九路军盖世雄,淞沪抗战留美名。血战闽南保新政,终被摧残泣东风。
    再说毛泽东住进长汀医院后,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休养,病体日渐康复。忽闻敌人重兵压境,即将发起第五次围剿。随即带着警卫员,一同赶回瑞金,投身于政府管理工作。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首先抓的是解决散乱,促进各机构正常运转,以实现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任务。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全党上下重军事,没人愿意抓经济,致使苏区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商业凋零,日用品极度缺乏。为扭转困境,毛泽东召集会议,责成政府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检阅过去的工作,讨论今后的方针、政策,并健全各部组织机构。会后,毛泽东、项英联名发布《苏维埃中央政府告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用一切力量帮助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时,加紧春耕,增加生产;设法输出本地土特产,从敌占区换取食油、盐、布匹,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的开展商品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直接领导成立了经济委员部,下设调查统计局、设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各机构运转有力,收效明显,困难局面得以迅速扭转。为了进一步广泛动员群众,更好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南部十七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随后,又在宁都召开了北部十一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掀起了“生产自救,支持红军,粉碎围剿,打破封锁”的热潮。各县、乡、村的群众积极响应,各项工作蓬蓬勃勃的全面展开。
    毛泽东深入到农村调研,发现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少红军家属难以解决耕种问题。并且是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为此,毛泽东走村串巷乡,总结试点,引导农民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并常常深入村寨演讲、介绍,予以提倡推广。江西自古就有“男人耕田,妇女治家”的习俗,当此男子大量从军的年代,更显得农村劳动力奇缺。毛泽东集思广益,顿生机智,指示各县、乡干部,动员妇女移风易俗,走出家门。大力宣传“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风尚。鼓励广大妇女产加农业生产劳动,对表现积极者予以奖励。通过典型示范、奖励推广,广大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基本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苏区的粮食获得大丰收,烟草、樟脑、钨砂、药材、茶叶等项均大幅度增产,但出口贸易却成了难题。同时,苏区的食盐、布匹、西药极为稀缺。毛泽东高度重视与白区的经济贸易,和刘少奇、陈云、朱琪等齐抓共管,采取了符合实际、灵活多变的政策:对进入苏区的食盐、西药、布匹不仅免税,且奖励私人商业大量输入;鼓励公私合营,扩大贸易,将苏区的农副产品销往敌占区;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措施得当,渠道隐秘,在国民党大军封锁之下,想方设法沟通了苏区的进出口贸易,搞活了商品流通,使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形同虚设。而苏区的财政、金融、手工业、军工业、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支持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主持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艰难的开创性的事业。然而,让毛泽东最感痛苦的不是工作上的困难,而是来自党内的宗派斗争。原来,博古等人来到苏区后,为了树立其领导权威,竭力排斥毛泽东的同时,又造谣污蔑、捕风捉影,借题发挥,打击陷害,掀起了一场批判福建“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罢免了罗明、谭震林、张鼎丞的职务后,又展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先后罢免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七个县委书记的职务,罪名是“暗中与毛泽东沟通,对中央领导极端不信任”。
    在长达一年多的岁月里,教条主义到处横行,极“左”之风愈刮愈烈。凡是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者一律受到批判,凡是毛泽东的亲属全部受到株连;致使许多人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的同志,毛泽东也开始保持沉默,尽量减少与别人谈话。他谨言慎行,尽量避免授人以柄,使博古等人乘机整垮自己。他无法改变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只能劝勉、安慰自己的亲属和部下服从组织,维护大局。他的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后一直遭受批判,反复追查其“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何学敏被免去红二十四师师长职务,下放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长职务,下放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之处,不禁泪流满面。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她的哭诉,无限伤感地道:“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贺怡气愤地道:“可你没有错呀!”毛泽东道:“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极‘左’的政策,他们就孤立我们。我没吃过洋面包,没喝过洋墨水,只是个浑身土气的木头菩萨。我这个木菩萨,过去还灵,现在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的很臭。”贺怡道:“他们这是有意打击、陷害,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污蔑和批判。”毛泽东劝慰道:“要有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胸怀,要能经受住考验。要相信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尽量为党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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